斯科。”她寫道，就在這個時候，鮑羅廷建議她去教宋慶齡俄文，這是宋曾要求過的。但她沒有來得及開始上課，因為兩週時間內他們都離開了武漢。

去蘇聯的事可能是鮑羅廷向宋慶齡建議的，也可能是宋請鮑安排的。在早些時候，她曾解釋道，這是因為孫中山過雲曾想去訪問蘇聯。（據另外的材料，有一段時期，孫中山看到他有被逐出廣州的可能，曾考慮了幾個去向，後來選定蘇聯。）

據一位蘇聯人的回憶錄，在宋慶齡方面，她也可能曾在鮑羅廷被迫離華時救過他的命。原蘇聯派來中國的軍事顧問切列潘諾夫寫道，“鮑羅廷從武漢上了牯嶺（廬山主峰），宋子文來看他，建議他從上海走。宋慶齡勸他絕不要聽宋子文的話，從而救了他。”①鮑羅廷後來是走的陸路，取道洛陽，最後經蒙古返回蘇聯。就在他離開武漢的當天——7月16日——晚上，他的寓所和宋慶齡的寓所被軍隊闖入搜尋。

①《為抗議違反孫中山的革命原則和政策的宣告》（1927年7月14日於漢口），載《為新中國奮鬥》，第3—7頁。

章克曾同鮑羅廷等人一道進行這次透過戈壁沙漠的汽車長途旅行。他記述了鮑羅廷在途中的一次很有意義的談話。有一天，在休息時因為蚊子太多無法睡覺，又無事可做，只有聊天。鮑羅廷認為自己在中國所犯的最大錯誤，“是在這樣長的時間裡相信蔣介石。我最初認識他的時候，他看起來是這樣聽話、這樣順從、這樣謙虛！”①

①切列潘諾夫著書，第590頁。

人們真該提防那些貌似恭順的傢伙！

在這裡，毛澤東有一段關於鮑羅廷的話倒是很有趣的。約10年後，在同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毛澤東談到鮑羅廷的立場前後不一、有時還表現出軟弱。①

①1988年秋在北京與本書作者的談話。

斯諾問毛澤東，他認為對1927年共產黨的失敗、武漢聯合政府的失敗、以南京為首都的蔣介石獨裁政權的整個勝利，誰應負最大的責任。“毛澤東認為陳獨秀應負最大的責任，陳獨秀的‘動搖的機會主義，在繼續妥協顯然意味著災難的時刻，使黨失去了決定性的領導作用和自己的直接路線。’

“他認為僅次於陳獨秀、對於失敗應負最大責任的是俄國首席政治顧問鮑羅廷。毛澤東解釋說，鮑羅廷完全改變了他的立場，他在1926年是贊成大規模重新分配土地的，可是到了1927年又竭力反對，對於自己的搖擺沒有提出任何合乎邏輯的根據。‘鮑羅廷站在陳獨秀右邊一點點，’毛澤東說，‘他隨時準備盡力去討好資產階級，甚至於準備解除工人的武裝，最後他也下令這樣做了，’”

當然，矛盾在於：一方面要求保持所有上層的聯合，因為沒有這樣的聯合就不可能進行北伐，而北伐又為群眾運動開闢了場地，另一方面又有必要保護和發展城鄉勞動人民的運動，因為這是革命的基礎，而勞動人民的福利和進步又是革命的目的。在中國的條件下，這個矛盾不能解決，除非被壓迫的貧苦大眾以及代表他們的共產黨有自己的武裝力量，而這個條件在當時還不具備。由此看來，當時革命方面所犯的最大錯誤之一是沒有在情況許可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發展這樣的武裝力量。

必須想到，那個“鮑羅廷”當然不僅僅是鮑羅廷本人，他還代表他的上級。而他的影響力充其量也只不過是一個“顧問”，他對中國的情況不夠了解——也不可能有足夠了解——不能要求他任何時候都會作出正確的判斷。而中國共產黨儘管發展迅速——從1924年的約500人發展到1927年的50，000人——它終究只有六年曆史，很不成熟。

所以，很難論辯說，如果不犯錯誤，革命在1925—1927年就能獲得徹底的勝利。當然，使革命力量有更大發展、使更多的革命成果得以保持而革命的損失則大大減少，這是能夠做得到的。

後來，毛澤東這樣總結道：

“1924年，孫中山先生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召集了有共產黨人參加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訂出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建立了黃埔軍校，實現了國共兩黨和各界人民的民族統一戰線，因而在1924年至1925年，掃蕩了廣東的反動勢力，在1926年至1927年，舉行了勝利的北伐戰爭，佔領了長江流域和黃河流域的大部，打敗了北洋軍閥政府，發動了中國歷史上空前廣大的人民解放鬥爭。但是到了1927年春夏之交，正當北伐戰爭向前發展的緊要關頭，這個代表中國人民解放事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