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的文職官員中還有活潑的陳友仁。但是他們的隊伍正在縮小。大多數人開始誣衊整個工農運動是“外國（指蘇聯）製造出來”的、群眾運動“太過分了，把許多愛國和反帝分子都嚇退了”。

到了6月，武漢的反動浪潮高漲，工人糾察隊被解除武裝。（工人糾察隊起源於偉大的省港大罷工，此後在國民黨左派的首都廣州和武漢一直是一支很大的力量。）最後，7月間，以汪精衛為首的武漢國民黨宣佈“分共”及遣返俄國顧問。他們像早些時候蔣介石所做的那樣，徹底背叛孫中山的“三大政策”並進行大屠殺。

（六）義正、詞嚴、擲地有聲的“七·一四”宣告

當這種情況出現時，宋慶齡無情地剝去他們所最捨不得的偽裝“孫中山的忠實信徒”。她在一篇宣告①中首先明確指出：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萬萬中國人》一書中有令人難忘的描述，見該書《反動派統治下的“赤色”湖南》、《永豐的革命》、《革命的片斷》等

“歸根結底，一切革命都必須是社會的革命，以社會的基本變革為基礎；否則便不成其為革命，只有改換政府而已。

“為了在中國革命中指導我們，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交給我們。目前存亡攸關的是民生主義，它是解答中國基本社會變革問題的主義。”

在分析了工農階級作為中國革命力量基礎並歷述貧農家庭出身的孫中山革命思想產生的根源之後，她接著寫道：

“現在更有人非難農工運動為新近的外國產物。這是謊話。二三十年前孫中山在言論思想中就表示要用革命來改善中國農民的地位。他在二十多歲的時候，曾向李鴻章建議社會與經濟的改革。在1911年，他寫了一篇關於中國土地問題的文章，登在日內瓦《社會主義者》報上，其中他說，中國社會經濟改革的基礎就是土地革命。這就是他一生中的巨大目標之一。凡是他所計劃的，都是改善中國人民生活的方法。

“1915年我們在日本的時候，他還要廖仲愷對農民和工人問題作更深刻的研究。

“孫中山奮鬥了四十年，但是直到最近幾年，這些人民革命的計劃才開始獲得成果。我清楚地記得1924年7月廣東全省第一次農民大會在廣州開會。這是我們第一次看見必然成為中國新力量的中國人民來參加革命。這些農民來自廣東各縣，許多人赤著腳走了好些里路來到廣州。他們衣衫襤褸，有的還帶著籮筐和扁擔。我深深地受了感動。

“孫中山也很受感動。我們回到家裡之後，他對我說，‘這是革命成功的起點’，並且又告訴我中國被壓迫的人民在自救中所必須起的作用。

“這些年來，他的目標是很明確的。但是現在人們又講什麼新近的外來影響了。當俄國還在沙皇鐵蹄之下的時候，孫中山就已經倡導中國土地革命了。難道他是外國陰謀的工具嗎？”

這是對那些背叛者的致命回擊！

這篇宣告發表在1927年7月14日的《國民網》報上。這是由雷娜·普羅梅負責編印的該報最後一期，但被沒收。此後，這篇義正辭嚴的宣告就以傳單的形式散發。

毫無疑問，武漢的反革命行動能同上海一樣輕而易舉地實現，其主要原因是當時共產黨領導的軟弱以及來自共產國際的意見相互矛盾。同國民黨聯盟無疑有利於進步——逐步消滅北洋軍閥的勢力，同時也就給帝國主義以打擊，併為群眾運動的發展開闢道路。但由此產生了過多的幻想。對勝利說得過多，對危險的訊號不加重視，對同國民黨的聯盟依賴過久。認為武漢的政客和軍人不會重演蔣介石那樣的徹底背叛，這種自欺欺人的想法導致上海悲劇的重演。武漢地區的血腥屠殺甚至比蔣介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當地的叛徒們對群眾運動遺留下來的任何東西是如此痛恨、要給“下等人”一個教訓的慾望是如此強烈，他們竟在街上把數以百計的人力車伕濫行槍殺，僅僅因為在革命中他們膽敢成立了一個工會。國短頭髮的姑娘被抓起來殺掉，“罪證”只有一條：留短頭髮最初是由革命的婦女興起來的，但誰知道誰是帶頭的、誰是隨從的，乾脆都殺掉最保險！文森特·希恩寫了這樣一件使人毛骨悚然的真人真事。他認識的一個受過教育、有理想的姑娘就是這樣被殺的婦女之一，她被開膛破肚，把腸子繞到她身上，然後讓她死去。

（七）1924——1927年大革命的失敗

據維什尼亞科娃一阿基姆娃的記述，在6月底，“當國民黨同共產黨分裂的可能性正在變成現實的時候，宋慶齡顯然決定要去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