裡，人們應當看到，在那時的中國革命事務中，英文不僅是一種宣傳媒介。它還是中國革命者同外國友人（包括蘇聯顧問）之間、以及外國友人相互之間進行交流的工具。孫中山同列寧和“蘇俄外交部的〕齊契林之間的通訊是用英文的（由此幾乎可以斷定這些信件最後都是由宋慶齡定稿的）。孫中山同共產國際和蘇聯的代表們談話也都是用英語的。他們之中有1922年在桂林會談的馬林和在廣州首次會見的達林、1923年會談的越飛，當然還有擔任國民黨總顧問的老芝加哥人鮑羅廷，更不用說擔任共產國際使節的印度人羅易了。在這些談話中，大多數情況下都由宋慶齡擔任紀錄或其他輔助工作。

在中國和俄國革命者早期合作的年代裡，只有極少極少幾個人懂得對方的語言，所以英語——流利也好、半通不通也好——就成了主要聯絡紐帶。英語說得很流利的有維金斯基，他在接觸孫中山之前曾幫助建立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並列席1921年在上海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成立大會。像鮑羅廷一樣，他曾在美國生活和工作、參加過美國社會黨，十月革命後返回俄國。達林則是完全不同的情況。他是一個工人階級出身的孩子，過去從來沒有離開過俄國，因為奉派到中國來工作，才進了一個速成班學習英語。他還講過二個很有趣的故事：有一次有兩個中國共產黨員，一個會說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俄語，另一個會說另一種中國方言和一點點英語，於是這兩人只能靠達林這個外國人來相互溝通，他的俄語當然沒有問題，又匆匆忙忙學了點英語，所以還能勉強對付。①

①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著《千千萬萬中國人》，第44頁。

我們從另一個不同的來源和視角還讀到了英國《曼徹斯特衛報》記者阿瑟·蘭塞姆關於1927年的漢口的一段話（這段帶刺的話含有自由主義的、對帝國主義者的挖苦）：

“一位國民黨創始時期就入黨的黨員說，‘漢口的那個小集團完全是靠英語結合在一起的。’他所說的小集團是指孫中山夫人和國民政府的四位首要部長，即：外交部長陳友仁、財政部長宋子文、交通部長孫科和司法部長徐謙。他的意思也許還包括俄國顧問鮑羅廷，因為鮑同中國人交談也用英語而不是俄語。

“這個小集團習慣於用英語相互交談……當我們發現中國民族主義的領導人都是由西方培養出來這一事實時，我們也不必有絲毫的驚異。他們是我們自己的徒弟。……我們如果看到在泰晤士河上停泊著40艘不請自來的外國戰艦，或者一個英國城市的華人居住區居民壘起了沙包和刺鐵絲網，我們一定非常憤恨。所以，對於受過西方教育的中國人從我們這裡學到了一點這種驕傲的不容忍態度，我們不應該感到驚訝，反倒應該感到得意。”

但也不要誇大，因為宋慶齡最要好的朋友和最親密的同事並不都是講英語或受過西方教育的，只要舉出何香凝和鄧演達兩人為例就可以了。主要是共同的革命思想使他們結合在一起，但英語作為交流工具是一種幫助。

在同駐武漢的西方新聞記者的接觸中，當然英語也起了輔助作用。這些記者中，有人已是左派，正為中國革命服務，如普羅梅夫婦；也有人有左的思想或背景。還有人對中國革命持同情或公正態度——至少不做本國外交官的應聲蟲或者同那些被稱為“上海腦袋”的頑固派外僑一鼻孔出氣。他們中間有些人後來經過事實的教育，改變了看法——他們曾經聽到不少關於“赤色漢口”的傳聞（一些陳腐的、駭人聽聞的反共謠言，如市面混亂、“共產共妻”、“裸體遊行”等等），但到了漢口一看滿不是那麼回事。在各種型別的記者中，許多人成了宋慶齡的朋友。

安娜·路易斯一斯特朗是左派，是專向外國報道中國的，當時正第二次到中國來採訪。宋慶齡打電報到上海，正式邀請她來漢口。①她的報道在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還有蘇聯發表。她後來出版的《千千萬萬中國人：1927—1935年中國的革命鬥爭）一書是寶貴的史料。

①達林的《中國回憶錄，1921—1927））（俄文）最初在20年代出版，本書作者現在所用的版本是1982年莫斯科科學出版社出版的。為了適應60年代和70年代中蘇爭論的需要，這個版本的內容不幸作了修改。這種做法對雙方來說都是值得遺憾。儘管如此，本書主要內容仍保持其親身經歷的價值。（中譯本1981年出版，根據1975年俄文版譯出。——譯者）

“北美報聯”的文森特·希恩是受宋慶齡影響的同情者。他的《個人的經歷》一書留下了有長遠價值的生動紀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