領事官員”參加一個紅十字會辦的遊園會，在經濟上收穫不小。美國外交官約翰·卡特·文森特後來回憶說，他當年曾參加這個遊園會，宋的美麗給他留下深刻印象。

①馬克·卡扎寧著《中國在二十年代》（俄文），第266—267頁。

所有這些活動——目的明確，氣度恢宏——預示著在以後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時期她將從事的類似工作。

在武漢的醫院裡，宋慶齡不但做醫療工作，還做政治工作。在一所醫院裡，傷兵們用手榴彈威脅醫務人員，幾乎鬧出事來。國民革命軍當時的總政治部主任鄧演達同宋慶齡趕到醫院，以熱情的、同志式的態度同傷兵們談話。宋慶齡說：你們在前線負傷流血，回到後方來，沒有很好地關懷照顧你們，我們感到遺憾，也十分難過。她接著說明了這次北伐對國家民族的重大關係，對傷員們曉以大義，又熱淚盈眶地表示同情與關懷。負傷官兵聽了之後，深受感動，鬧事立即平息。後來查明，這次鬧事是南京蔣介石方面派人來暗中唆使的，以打擊武漢政府。鄧、宋的熱情和勇氣幫助挫敗了這一陰謀。①

①參見上引陳思蘭著書，第83—84頁。

（五）在武漢的中外革命友人

在武漢，同在廣州一樣，宋慶齡常常同她在國民黨左派中的至友何香凝見面①。她也常同中國共產黨人見面，其中有些年紀較大的如林伯渠、董必武和吳玉章，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前，在她同孫中山在日本初結婚時就認識了——那時他們都是孫中山領導的同盟會會員。其他有一些年紀較輕、但也是中共的創始人，包括有才華的湖南人蔡和森（1890年生，1931年為蔣介石殺害）、他的妹妹蔡暢、張太雷；還有劉少奇和蘇兆徵（1889年生，1929年為蔣殺害），他們都是工人運動的領袖（蘇領導了省港大罷工）並都參與了最近收回漢口英租界的鬥爭。另外一位有來往的共產黨人譚平山，時任武漢政府農業部長。毛澤東她在廣州已經認識，在武漢又有了更多來往。

①陳翥雲著《在北伐軍總政治部工作時的一點回憶》，載《鄧演達》，第71—76頁。陳當時任總政治部衛生股股長兼農民運動講習所醫務主任。

她來往的人中還有蘇聯人，如鮑羅廷等。

最後，還有不少西方人，主要是記者。宋慶齡在武漢一個日趨繁重的重要工作是為中國革命進行國內和國際宣傳，她同革命政府辦的英文日報《國民網》關係很密切。這張左派報紙最初由陳友仁創辦，在軍閥統治的北京出版，備受迫害，有一段時期靠一對美國夫婦威廉（比爾）和雷娜·普羅梅幫助支撐。後來，他們把報紙遷到廣州，以後又遷到武漢。雷娜成了宋慶齡的親密朋友。她那時約30歲，她的父親是芝加哥一位相當富裕的猶太人糧食經紀商，她在大學裡是一個很出眾的哲學系學生，她有許多朋友是激進的、先鋒派的作家和藝術家①。比爾比她大7歲，自學成才。他父親是住在紐約布魯克林區的一個德國移民，曾經希望他成為一名路德教會的牧師，但他卻成了一名左翼新聞記者。在第一次世界大戰、蘇維埃革命及其後的暴風雨年代裡，他們在思想上趨於成熟。在武漢時期，他們的工作很多，也很重要。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當時寫道，“他們向美國發出的電訊比其他任何人都多，使美國的自由主義反對派據以制止對華武裝干涉。……他們兩人都不是共產主義者，然而與國民黨左派站在一起……左派本身停止活動以後，他們依然維持這一左派通訊社，繼續工作。”在斯特朗看來，他們“對中國革命的貢獻，堪與另一美國人約翰·裡德為俄國革命所作的貢獻相媲美”②

①當本書作者有一次向廖夢醒問她母親何香凝同宋慶齡的關係時，她馬上回答說，“她們就像親姐妹”。

②關於雷娜·普羅梅的家世和性格，資料來源除已說明者外，還有A·湯姆·格倫斯菲爾德的《中國革命的友人》（英文原稿）及陳思蘭前引書。

促使普羅梅夫婦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是李大釗。他們是在北京認識的。李大釗因被軍閥政府通緝，避居蘇聯大使館。雷娜是美國人，所以行動比較自由。她每天去蘇聯使館，成為李大釗同北京的地下共產黨——和國民黨——組織之間的聯絡員。她本人不是共產黨員。當時在北洋軍閥眼中，共產黨同國民黨同樣“搗亂”，所以受到同樣的迫害。國共兩黨的政治和軍事合作不僅限於在廣州革命根據地，在軍閥統治區的地下活動中也是如此。各處的共產黨員同時都是國民黨員，李大釗是中央執行委員，領導著北京的國民黨組織。

在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