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這個希望落空了。1917年，海軍司令和桂系軍閥曾經支援他的第一個護法政府，後來就變了。他很信任的陳炯明將軍的部隊曾為建立第二個護法政府掃清了道路，但時隔不久，陳同前者一樣很快就背叛了孫中山。正是由於這一現實情況促使孫中山要求建立一支革命的軍隊。

與此相仿，他在國際事務中的親蘇傾向也是由於他曾為了爭取別國優待——或者只是公正對待——中國作出過許多努力，而結果總是失望。他確實贏得了不少外國人——包括一些政府官員——的同情，但沒有一個外國政府曾經同情過他。即使早在1911年民國成立之前，孫中山一再試圖使西方列強和日本把他和他的革命黨人看作未來中國的代表，而這些國家卻仍然繼續支援腐朽的君主政權，並多次禁止他入境或把他驅逐出境。辛亥革命勝利之後，他的第一件事情是在回國之前先去遊說英美以求結盟。但它們卻會資助“強人”袁世凱（在他為清王朝效勞時已得到它們的歡心），並且在袁世凱竊據大位之前，拒不承認民國新政府，更不要說給以貸款了。這是孫把臨時大總統職位讓給袁的原因之一，但即使如此，英美兩國也沒有急忙承認。

英國政府的算盤是要使它的承認換來一筆它從清朝統治者那裡未能獲取的代價。它威脅說，如果新國會中有西藏代表參加，它就不承認民國。不難看出，它是何等迫不及待地想把這片地方（約700年前就是中國的一部分）從中國分裂出去。

美國是舊世界中最老的共和國，但也遲遲不承認這個最新的共和國（它是以美國為楷模的）。它剛一承認，它的一位最傑出的憲法專家弗蘭克·古德諾就被袁世凱僱用為“立憲顧問”，以幫助袁帝制自為。他稟承袁的意志，斷言：“中國如用君主制較共和制為宜，此殆無可疑者也。”他還用明顯的外部干涉的威脅作為他這一論斷的根據。他先指中國屬所謂“民智低下之國”，如“率行共和制……禍亂將不可收拾”，“此誠與歐西各強國利害相關，蓋其經濟勢力，久已膨脹……其權力所及，必將有所主張，俾其＇與國＇所用之制度，不至擾亂治安，蓋必如是而後彼輩所投之資本，乃可得相當之利益也。極其主張之所至，勢將破壞他國政治之獨立，或且取其國之政府而代之，蓋苟必如是，而後可達到其目的，則列強亦將毅然為之而有所不恤也。”①（當時，“歐西”一詞包括美國在內。）

①宋慶齡著《孫中山——堅定不移、百折不撓的革命家》。

從現代的觀點看來，美國對孫中山（他被稱為“中國的喬治·華盛頓”）的態度，正如一位美國曆史學家所說，是“對於美國不喜歡第三世界革命的民族主義的一個很能說明問題的例項。”①當然，這不是最後一個例項，因為後來還有許多美國支援“袁世凱型別”“強人”的例子：墨西哥的迪亞斯、中國的蔣介石、古巴的巴蒂斯塔、尼加拉瓜的索摩查、南朝鮮和南越一個接一個的軍事獨裁者、智利的皮諾切特之類。日本在這一時期狂妄荒謬的行徑以及凡爾賽和會在山東問題上對中國的出賣，前面都已談過了。

①古德諾的文章轉引自H．F．麥克奈爾編《中國現代史選讀》（英文），上海商務印書館1927年版，第743—746頁。麥克奈爾在腳註中指出，古德諾在經過10年之後仍然不把他的英文原文公佈出來，說是“找不到了”，所以本書的英文是從中譯文譯回來的（中譯文的準確性沒有疑問）。＇中譯文題為《共和與君主論》，見《君憲紀實》，全國請願聯合會1915年9月編印。影印件承蔡美彪見賜。——譯者＇

至於取消外國在中國的租界、勢力範圍和治外法權（在美國威爾遜總統“民族自決權”的主張中本來已含有這樣的承諾），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事。中國出席和會的代表提到這些要求時，它的那些所謂“盟邦”根本不加理會。孫中山在他《實業計劃》一書中曾呼籲，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各國原本用於軍事的經費應轉而作為中國現代化的投資。他的這一提議同樣無人理睬。相反，協約國在獲勝後運往中國的是剩餘的軍火，以有利的條件賣給各地的軍閥。這些軍閥能夠、也願意破壞和分裂中國，在看來永不休止的內戰中為他們各自的外國“後臺老闆”保持或擴充其勢力範圍。

更有甚者，當孫中山正在努力準備北伐以掃清主要軍閥時，西方列強卻在支援那個陰謀在孫的“後院”破壞這次北伐的軍閥——一度得孫信任卻不忠不義的陳炯明。孫的計劃是利用各系軍閥正為爭奪全國控制權而內鬨的時候，以廣東為基地興師北伐。由孫任命為廣東省長、粵軍總司令的陳炯明卻另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