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員。這個年輕的俄國人當時才29歲，同宋慶齡差不多年紀。

①據馬湘著《跟隨孫中山先生十餘年的回憶》，收入論文集《孫中山三次在廣東建立政權》。

國民黨人和早期的共產黨人有著錯綜複雜的關係。關於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最初幾次會議是在戴季陶的上海寓所舉行的。在孫、宋結婚的時候，戴是孫的親密信徒，也是孫氏夫婦的私人至交。（後來，他成為出名的國民黨左派；再後來又一變而成極右派。）參與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的還有邵力子。他曾是孫中山的追隨者，後來參加共產主義小組，但後來又回到蔣介石陣營中去，直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再度同共產黨合作。第三位是法學家和教育家董必武，他參加共產黨後從不動搖，參加了紅軍長征，逝世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

1922年4月，孫中山會見的俄國人中有塞爾蓋·達林——他是“青年共產國際”派來廣州參加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達林當時年僅21歲，但已有幾年革命活動的經歷，併成為共產國際遠東書記處的成員。他們會談時，慶齡也在座。至於談話的主題，據達林回憶，孫中山對蘇聯紅軍的組織和政治教育特別感興趣。①

①參看《馬林在中國的有關資料》、《維金斯基在中國的有關資料》及上引威爾伯所著傳記。

很明顯，孫當時想得很多的是組建一支革命的軍隊，而不是一支只起輔助作用的軍隊。

（六）孫中山晚年思想的發展

在政治方面，新的觀念也正在孫的心中醞釀。他在同馬林會談後不久，在桂林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說：“法、美共和國皆舊式的，今日惟俄國為新式的；吾人今日當造成一最新式的共和國。”①

①達林著《中國回憶錄1921—1927》第十章“與孫中山最初的幾次談話”，第99—108頁。

關於革命的綱領，他正在走向以後在20年代中期提出的三大政策，即聯俄、聯共、扶助農工。這三大政策不可避免地不僅發展了、而且是改造了本世紀初他所提出的舊三民主義。

首先是民族主義。它最初只是反對清朝統治並謀求國家的獨立富強，辦法是實行現代化——大致相當於“西方化”。現在，民族主義有了新的鋒芒，即反對帝國主義，正如宋慶齡回憶孫中山在一次談話中所說，“‘俄國革命成功……為中國樹立了一國如何擺脫外國侵略與不公正的枷鎖的榜樣。’”①

①《實行三民主義改造新國家》，載《孫中山選集》（上卷），第437頁。

民權主義也不再把西方看作模範，這一點從前面所引孫中山關於舊式的和新式的共和國的講話中可以得到證明。

民生主義是社會一經濟綱領，它不可能不受到蘇俄的實踐的影響。孫中山對於列寧在內戰時期實行軍事共產主義之後採用“新經濟政策”特別感興趣。孫中山經常在思考的不僅是中國作為一個國家所受到的不公正和不平等待遇，他同時在思考中國社會中的不公正和不平等，特別是窮人的困苦境況。他看到民族的不幸和社會的不幸是相互聯結的，除非兩者都被消除，要想消除其中哪一種都是不可能的。宋慶齡在一篇記述孫中山的文章中寫道：“據馬湘……回憶，1916年在上海時，有一次，我跟隨先生步行至愚園路，他忽然指著路旁一幢幢的洋房對我說，‘你看！愚園路這一帶地方，以前都是墳墓，現在都是華麗的洋房了。這些洋房都是我國軍閥建築的。他們割據地方，橫徵暴斂，開煙開賭，無惡不作，吸盡民脂民膏，來到這裡蓋起洋房，娶小老婆，打麻雀牌，飲洋酒和吃大菜，弄得工人農民都吃不飽，穿不暖。這樣，中國還能不亡國？所以我們非打倒軍閥不可。’

“1921年10月，孫中山到廣西南寧視察時，曾在一次群眾大會上講話。他對聽眾說，‘革命就是要使工人、農民以及各界人士都過好生活……你們是主人，省長是僕人。僕人必定要做到使主人滿意，才是一個好省長、一個好僕人。馬（君武）省長現在首先要把陸榮廷、譚浩明等（本省軍閥）存在上海外國銀行的現款設法取回，連同他們在省內的產業一齊拿出來分給大家，使大家有衣穿、有鞋著。’”①

①據宋慶齡著《孫中山和他同中國共產黨的合作》，（原注“1924年9月8日《廣州公報》刊登的談話”），載《宋慶齡選集》，第463頁。

孫中山堅持不懈，但不固執，善於學習。他曾經希望在這個支離破碎的“共和國”的現有軍隊中找到真正的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