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的政治和社會各界人物中，有人確是想利用他來為他們自己的目的服務，孫中山就反過來利用他們來為他的目的服務。但就日本政府而言，他很快就失望了。

至於泛亞主義，他開始時曾鼓吹黃種人團結起來反對白種人帝國主義者。但他很快就把著重點轉換了，不再強調膚色，而是強調被壓迫人民團結一致反對壓迫者。他同朝鮮人民站在一起，反對日本吞併就是一個例項。

至於現代化，他欽佩日本在明治維新後向西方學習並大步前進。但他譴責日本也學了西方的殖民主義，並認為中國永遠不應該走這條路。

最後，同那些從外國主子那裡得利自肥的反動分子截然不同，孫中山從來沒有為自己取過一分錢。他始終過著極為刻苦儉樸的生活，他是一個淳樸無私的愛國者。①

①關於孫中山在日本的朋友和關係（從一直進步的老朋友宮崎寅藏到後來改變立場或本來就別有用心的那些人），在馬里斯·詹森所著《日本人和孫中山》一書中有很豐富的材料，這裡有許多材料就是取自該書的。詹森研究了中國民族主義和日本民族主義兩者之間的關係——起初是並行不悖的，後來卻發生了對抗。他還分析了日本的泛亞主義的變化，起初主張亞洲各國互助以求解放（當時日本本身也受到西方要使它淪為半殖民地的威脅），後來變成了主張亞洲其他各國要從屬和聽命於日本（日本這時自己也成了帝國主義）。到了這時，在日本的帝國主義民族主義和亞洲其他各國的革命民族主義之間已不存在共同利益或進行合作的可能性。

在孫中山的16年（1895—1911）流亡生活中，極大部分時間以日本為他活動的基地，但也還有另外一些地方。他曾幾度去夏威夷，四次去美國本土和加拿大，四次去英國和西歐。1907年後，他在東南亞停留過較長時間，包括當時的法屬安南（越南）、荷屬東印度（印度尼西亞）、英屬馬來亞（馬來西亞和新加坡），還有獨立的暹羅（泰國）。在那些地方的華僑中，他發展革命組織並徵集捐款、武器和人員，以用於一再向清王朝發動攻擊，雖然屢遭失敗，但都為最後勝利創造了條件。1900年的惠州起義是他在臺灣進行準備工作的，1907—1908年在廣東、廣西、雲南的六次起義是在河內準備的，另有一次是在新加坡準備的。1911年的廣州起義（黃花崗之役）是他從香港指揮的。最後在同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義，全國響應，終於推翻清朝，建立了民國。

那些因他曾多次失敗而貶抑他的人忽視了一點，即：他那百折不撓的精神在推翻長達兩千年的中國帝制這一幾乎“不可能”的成就中所起的作用。繼美國和法國之後，中國成為全世界第三個主要的共和國（不管它有多少缺點和短處），而這時幾乎整個歐洲還都是在王朝的統治之下。這真正是一個重大的世界性事件。

在他以往那些受盡磨難的歲月裡，他曾到處遭到公開的驅逐（常常是由於清朝政府施加壓力）——1895年在香港、1907年在日本、後來在所有東南亞國家。但在他的忠實信徒的幫助下，憑著他處險不驚的冷靜頭腦，他多次設法重返某些禁止他入境的地方——包括外國地方和中國本土（清廷一直懸重賞購他的首級）。上海宋耀如的家是他的“安全住所”之一。據說，1905年宋慶齡曾在家裡同孫中山作了第一次相當嚴肅的談話，當時她12歲，是在去美求學前三年。

1905年在東京，在中國社會發展及他自己革命實踐和學習考察所得的基礎上，孫中山把興中會的健全的核心力量同其他一些新成立的革命團體合併，成立了一個範圍更廣泛、目標更明確的政治組織——中國革命同盟會。它清楚地有別於那些只想透過改良來“興中”的人。

在19世紀到20世紀的轉換期中，在中國發生了兩件大事。

第一件是1898年維新運動遭到慘敗。雖然年輕的光緒皇帝親自參加，它被根深蒂固的反動勢力輕而易舉地、殘酷地粉碎了。維新派的領導人有的被處決、有的被迫逃亡。皇帝本人也被幽禁。由清王朝實行立憲和改良顯然只不過是一種幻想。

第二件是1900年義和團運動被八國聯軍淹沒在血泊中。這是一次愛國的、自發而缺乏綱領的反帝武裝鬥爭，參加者以北方農民為主。1901年列強強迫清廷簽訂了比過去更為屈辱的不平等條約——《辛丑和約》。僅天津一個城市就有了分屬於英、法、德、俄、日、義大利、比利時和奧匈帝國的八個外國租界，駐紮了其中多數國家以及美國的軍隊。在首都北京，列強的外交使團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