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進行了英勇的鬥爭，黨有一段時期實行“左”的政策，排斥任何聯盟，使自己處於孤立狀態並喪失了不少機會，為此也付出了代價。只有在一支強大的武裝核心力量同一項廣泛的聯盟政策（在黨領導下的聯盟）結合起來之後，才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在1949年勝利建立。

對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錯誤，特別是在同鄧演達的關係上，後來周恩來曾以自我批評精神作了檢討。①

①見屈武著《操比金石節幣冰雪——回憶宋慶齡同志》，載《人民日報》1981年6月4日，輯入《宋慶齡紀念集》。屈武是國民黨左派，當時在莫斯科上學，以後成為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八個民主黨派之一）主席。“‘左派共產主義’的幼稚病”是列寧用的名詞，也是他的一篇名著的題目。

在這類“左”傾偏向的影響下，以中共為一方、宋慶齡及鄧演達為另一方的關係，在後者在莫斯科時已顯緊張。在他們因各種不同事由到中山大學講話時，一些“左”傾的學生黨員曾攻擊孫中山的主張不夠徹底。據說，宋慶齡“當場予以”駁斥並嘲諷他們患了‘左傾幼稚病’。”①對於鄧演達，那些年輕人“用開閉電燈和腳跺地板”②來打斷他的講話，因為他引用1927年失敗的教訓來反對共產國際為中國革命規定戰略戰術，還爭辯說，中國的革命者應該分析他們自己的處境並據此採取行動，同蘇聯保持親密的同盟關係而不是從屬關係。

①見盛嶽普《莫斯科中山大學和中國革命》，第165頁。

②宋慶齡自莫斯科致傑西·勞埃德（後改姓奧康納）（在紐約），1929年1月21日。

前面已經談到，正是這樣一種態度使斯大林感到失望和惱怒。經過這些事情之後，宋慶齡和她的朋友們離開了蘇聯。

但這絲毫也不意味著她對蘇聯和蘇聯人民產生了反感。

1929年在回國途中經過莫斯科時，她在給友人的信中滿懷激情地寫道，“回到這裡真是高興。這裡的生活充滿了樂趣和活躍的氣氛……我要離去真有點依依不捨，但我還沒有老，我盼望著有一天回來。”①

①同注38。

28年之後的1957年，她雖然還不是中共黨員，但作為中共代表團的一員去莫斯科參加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大會。她的感情依然如故。在寫給本書作者及其已故妻子邱榮莉的信中說，“我真希望你們同我一起在這裡觀賞一切精彩的景色、會見許多新的朋友。”①她還把莫斯科稱作“我最喜歡的城市。”於孤立的中國共產黨人開闢了什麼前景？這個前景就是剩下來的共產黨力量的可怕崩潰和墮落為冒險主義。”

①是公使館而不是大使館。中國當時在國際上被壓制在低下的地位；除蘇聯外，沒有一個外國同中國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而同蘇聯的外交關係在1927年又被蔣介石中斷。

關於被他看作必要條件的“戰爭或革命”，他解釋道，他指的是帝國主義支援下的國民黨對蘇聯的戰爭。至於“革命”，他的看法可以從下面的一連串反問中知道：“……為什麼中國共產黨人起來造反？是不是因為中國無產階級已經得到足夠的時間來治好它的創傷？或者因為頹喪虛弱的共產黨已經有時間乘革命潮流而上？城市工人已經保證他什1同全國革命群眾的聯絡了嗎？罷工已在全國範圍內發生了嗎？總罷工已把無產階級推向起義了嗎？……”

從這樣一些前提出發，托洛斯基論證中國農村群眾的奮起和中共（在他看來已經“頹喪”）領導下建立和發展軍隊及根據地，是冒險主義的、註定要失敗的，且毫無革命意義。

（以上引文據《中國正在發生什麼事情？》，載利昂·托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顧》（本文）第226——230頁。）

宋慶齡——二十世紀的偉大女性……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第十章　在柏林：1928年

在德國，宋慶齡只不過是一個普通的中國僑民，不像在蘇聯那樣，是一位國賓——這是鄧演達在柏林對章克著重交待的一點、她不期望從德國政府得到官方式的接待或照顧，更不想同中國公使館①發生任何關係（不久蔣作賓被委任為公使，蔣在1927年12月曾與宋慶齡等人一起，為武漢臨時最高權力機構“臨時聯席會議”成員，後投向蔣介石）。她也避免會見到柏林來的國民黨高階政要。這些人出於自己的目的想要找到她，其中之一就是武漢國民黨的前主席汪精衛，他在同蔣介石合流之後才幾個月就被後者一腳踢開了。另外一個是孫中山的兒子孫科，他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