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過程，而見解一旦形成之後便會持久地、鍥而不捨地加以堅持。”

斯特朗接著具體寫道：

“我記得她從莫斯科電責蔣（介石）將軍與俄國斷交及鎮壓群眾運動的情況……她發這封電報完全出於自動並且是自己動手的。我碰巧知道，那兩個通常認為主宰她的行動的人，即鮑羅廷（前駐華俄國顧問）和陳友仁（前國民政府外長）是在報紙上才讀到這封電報的。他們和她住在同一座旅館裡，如果她是一個不習慣於獨立形成見解的人，那末她去找他們友好地商量一下看來是再自然不過的事了。”①

①關於德國方面的材料，據前民主德國柏林洪堡大學羅蘭·費爾伯教授和拉爾夫·胡帕內爾研究生合著的《1900—1933年在柏林的中國革命者和民主人士》，載《洪堡大學科學雜誌》1988年春季號。蒙費爾伯教授惠允使用。

她在致電蔣介石時已向德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申請入境簽證。德國政府在決定批准時下令，鑑於她“在共產主義及中國國民運動中的作用”及“與莫斯科共產黨方面的關係”，應對她實行“嚴密監視”。後來，在12月19日，德大使館向本國政府報告，她由於健康原因推遲原定的訪問。直到次年4月，應蘇聯外交部的請求，德國發給她有效期為3個月的入境簽證。①

①致本書作者和邱茉莉的短簡，1957年11月11日。

從這些日期可以推論出她的推遲離蘇是出於政治原因——蔣介石同蘇聯斷交的時候她不應該離開蘇聯而是留在蘇聯（即使是短時期的）。“健康原因”是不存在的，因為她的面板病情況正是她要去德國的原因之一。①

①《中國現狀與共產黨的任務決議案》（1927年11月），《中共黨史參考資料》第5冊，第256頁，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學院黨史教研室編。

由此可見，宋慶齡在準備離去時對蘇聯的感情仍像孫中山所總結的那樣；中國在世界各國政府中找不到比蘇聯更好的朋友——或者說找不到任何一個別的朋友。而蘇聯人民和他們的革命給予她的印象是非常深刻的。

這就是她在幾十年中的一貫立場。在60和70年代，中蘇發生嚴重分歧，她站在自己的政府和中國共產黨一邊。但這不影響她的堅定信念——俄國的蘇維埃革命和中國自己的革命，作為我們時代改變世界的偉大事件，是緊密相連的：

另外一點在這裡要論述的是她對中國共產黨的態度。在1927年及以後若干年裡，中共的政策和領導層起伏變化，對宋慶齡的態度也有變化，這是事實。儘管如此，她越來越認為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繼續革命的唯一可能的領導力量，而她的最大願望就是全身心地為中國革命的勝利而努力。

20年代末、30年代初，由於國民黨屠殺所引起的不可遏制的憤恨，助長了中國共產黨內“左”的和教條主義的偏向。1927年9月，中共中央在一項決議中譴責同國民黨中的任何人合作。11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進一步指出，“國民黨左派組織失敗之經驗，證明國民黨的旗幟已經完全變成白色恐怖的旗幟，凡是真正革命的分子只有團結在共產黨的旗幟之下。”①從廣義上說，這是一個歷史的真理。但從狹義上來解釋，這可以而且常常被理解為在中國共產黨外沒有一個真正的革命者。在這種形勢下，宋慶齡的努力最初得不到中共的回應，儘管她把自己看作真正革命的國民黨左派的一員，力圖把其他左派團結起來，並全心全意地致力於同中共的合作，作為實行孫中山遺教的一部分。

①《關於黨的“六大”的研究》，《周恩來選集》上卷，第157—187頁。

對中共來說，拋掉國民黨的旗幟、獨立領導革命，這從歷史程序來看，是一項正確的決定。但否定同任何型別的國民黨左派聯盟就從一個極端走到另一個極端去了。1928年6月中共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的一項決議中宣稱，（奇*書*網*。*整*理*提*供）國民黨各派都已完全反動。它斥責鄧演達所組織的“第三黨”是鄉紳地主階級的反革命工具，須對之作無條件的鬥爭。推出一個“第三黨”是有問題的——宋慶齡也沒有同它走在一起。但把鄧演達和他的團體硬說成是反革命（他們並非反革命）、甚至說他們支援封建階級（他們實際上是支援農民）是錯誤的。

中國共產黨人對於成立這樣一個統一戰線的必要性有一個認識、揚棄、再認識的過程。在1925—1927年中，它在這方面犯了過分右傾的錯誤，放棄主動權和領導權，使黨處於從屬地位，結果付出了血的代價。後來，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