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蘇共黨員、中國和美國在莫斯科的共產黨員以及從廣州和武漢來的老友外，還有美國人，包括激進的經濟學家斯科特·尼爾林、一點也不激進的專欄作家多蘿西·湯普森和著名小說家辛克萊·劉易斯（當時是湯普森的丈夫）。所有的人都在送葬行列中，走過莫斯科大雪覆蓋的街道。希恩回憶說，宋慶齡拒絕乘坐小轎車，只穿著從中國帶去的單薄的皮鞋，走完全程。

幾天之內又來了令她痛苦和氣憤的第三個打擊。1927年12月三日，她的妹妹美齡成了扼殺中國革命的劊子手蔣介石的妻子。這一事件給她的傷害由於個人的失望情緒而加深。當她們一同在美國的時候，美齡實際上是由慶齡帶大的；而在慶齡不顧父親的狂怒和母親的哀哭執意要嫁給孫中山時，美齡是站在她一邊的。所以慶齡很喜歡她的妹妹。現在，美齡卻把自己的命運同這樣一個人結合在一起，這個人由於性格令人討厭而且在男女關係上行為放蕩，所以即使在他的政治面目暴露之前，慶齡就已說過，她寧願美齡死掉也不願美齡嫁給他。但當這件婚事進行的時候，美齡並沒有因此而遲疑，反倒因為蔣正交好運而急於促成這一“雙方都是出於投機”（慶齡曾這樣辛辣地分析）①的結合。野心勃勃的美齡發現，成為中國“第一夫人”的誘惑是難以抵制的。蔣則尋求同孫中山——他宣稱自己是孫的繼承人——建立某種親戚關係（即使是姻親），又同宋氏家族建立某種親屬關係。宋家有錢、有西方技術、有各種關係，包括外國和中國的基督教徒，他們的支援是他所需要的。（他很快就將宣佈自己信奉基督教。關於此事，慶齡的評論是“如果他是一個基督徒，那末我就不是”。）

①宋慶齡對於她同陳友仁關係的謠言的反應在已引用的文森特·希恩和陳思蘭的書中已詳述。但不妨附帶一提的是，即使那些在中國政治問題上非常天真的外國左派，居然也會為此而表示祝賀，例如比利時共產黨機關報《紅旗》在1927年10月五日顯著刊登了家和陳的照片，說明是：

“中國革命的兩位領袖……即將在莫斯科結婚。”

簡言之，蔣和他的政權都在拿宋慶齡作為橋樑，踩著她走向自己的目標，同時又試圖把她和她的事業從人們的心目中抹掉——這種情況使她惱怒和感到羞辱。但由於她看問題都是從原則、而不是從個人出發，所以所有這些個人的痛苦和衝擊不但沒有阻止、反而加強了她的公共活動。

回過頭來再談莫斯科當時的局勢。它影響著中國和在中山大學的中國人——猶如一滴水中反映出太陽一樣。莫斯科的中山大學是在1925年即孫中山逝世那一年建立的，由共產國際和蘇聯政府聯合主辦，目的是為中國革命培訓政治工作者，如同黃埔軍校培養軍事幹部一樣。招收的幾百名中國學員由國民黨或共產黨指派。從以後發生的事情來看，有兩名學員的情況是很有趣的。蔣介石為了表示積極，派他的兒子蔣經國（當時僅15歲）參加第一批學員入學。另外一位不久到達的學員是由中共留法小組推薦、比蔣經國大8歲的鄧小平。鄧這時已經過工作鍛鍊，所以擔任了學校內共青團支部主席的職務。年輕的蔣經國為當時俄國共產黨人表現非常突出的艱苦、無私和國際主義精神所鼓舞，也參加了共青團（他本人後來這樣回憶）。在上操的時候，因為兩人個子相仿，未來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人鄧小平和最後作為臺灣國民黨政權首腦病故的蔣經國常常站在一起。①

①見斯諾著《復始之旅》，第100頁。

是國民黨還是共產黨？在1923年3月20日蔣介石在廣州製造“中山艦事件”①之前，在這些學員中是難以分辨的。但在此之後，國民黨右翼學員看出了苗頭，以一個共產國際派來的講師某些過左言論（把孫中山說成是“烏托邦主義者”）為藉口，抱成一團，成立“孫文主義學會”，把孫文主義解釋為馬克思主義和列寧主義的對立面。蔣經國倒不在這夥人之內。在左派和右派長達3天的辯論中，他宣讀了一封告誡父親蔣介石的信，指出，反對共產黨就是違背孫中山的三民主義和三大政策以及背叛革命。他還指出，這樣做同蔣介石過去的言行是自相矛盾的。（蔣介石過去曾公開贊同國共兩黨合作，並在演說中說到這一點時常常戲劇性地揮舞手勢。）②

①蔣經國在蘇聯一直呆到1937年。像許多外國共產黨人一樣，他在那裡用俄文名字“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葉利扎羅夫”。他先上中山大學，後到列寧格勒一所軍事學院學習，再後來參加蘇聯第一座大型機器製造廠“Uralmash”（在烏拉爾地區斯維爾德洛夫斯克）·的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