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沒有蔣介石政權發給的護照，也不去申請。她的護照是武漢國民政府發給的，由陳友仁簽署——這是他當外交部長所辦的最後一件事。

在柏林的傾向進步的中國留學生倒是經常見到宋慶齡，同鄧演達一起。她鼓勵一些留學生學好現代技術，將來用於建設一個強大獨立的中國。常來的留學生中有一個航空工程師。

就住在柏林的中國共產黨人而言，她同他們的關係如同在莫斯科時一樣，由於派系糾紛和當時盛行的極左思潮而相當複雜。（這些共產黨人中有的是中共黨員，有的是德共黨員，當時德共有一中國特別小組。）1928年12月，國際反帝大同盟在柏林開會，宋慶齡雖然是這個組織的名譽主席，卻沒有像上幾次會議那樣被邀請。中國代表黃平和餘飛兩人是由中共駐莫斯科第三國際代表團派出的。黃平在講話中不但攻擊帝國主義及其同盟者南京國民黨右派政府，而且攻擊任何形式的左派國民黨，說它們更具欺騙性，所以比右派更危險，等等。他在一家餐廳用餐時曾見到宋慶齡，但卻不理她。所有這一切他後來回憶時感到很可恥。①

①據訪問沈其震大夫的談話。沈約在此時在德國學醫，後在葉挺將軍部下任新四軍軍醫總監，對葉挺很熟悉，經常交談。葉屢遭不幸。1941年“皖南事變”（國民黨在新四軍移防時對之進行突然襲擊）中他被俘後被關入集中營，直至1945年日本投降。在此後同蔣介石的談判中，共產黨堅持釋放葉挺。葉獲釋後不久，在從重慶赴延安途中，因飛機失事與妻女及其他一些共產黨領導人同時罹難。具有悲劇性諷刺意味的是，諾依曼在斯大林30年代的清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