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俄國斷交併鎮壓農工，並宣告她如回國將不是去參加他的政府而是去代表群眾。

“與此同時，流言蜚語不斷。她那些過去的同事收買不了她，就想用汙衊手段把她抹黑……任何一個著名的中國革命者來找她的都被造謠說成是她的新的丈夫……在所有我認識的中國人中最美麗文雅、仍在最動人的三十以上年華的這位婦女，由於她自己過去的崇高地位，而不得不渡過未來的寂寞歲月。但是，謠言跟隨著她，儘管這些謠言沒有一絲一毫的事實根據……”①

①國務院信件編號3612號。1928年6月27日遠東局閱後，7月12日由納爾遜·約翰遜代國務卿答覆“此信內容甚有價值”。約翰遜為美國高階外交官，曾在華工作多年。

美國官方檔案還透露了另一方面的情況。舒爾曼公使固然在設想宋慶齡到美國巡迴演講會使西方得到政治上的好處，但另外一類人卻強烈反對。這類人總是反覆出現，那就是一些患妄想狂症的右翼分子，他們既對“赤色宣傳”怕得要死，又不相信其他美國人有自己作出判斷的能力。

持這樣的觀點的一位波士頓婦女埃塞爾·B·麥金尼，在1928年7月10日給華盛頓主管簽證事務的部門寫了一封信：

“你是否知道，中國和莫斯科的孫逸仙夫人已訂定在下一季度到這個國家來作演講？……我今天已辭去設於波萊斯頓街〔馬薩諸塞州波士頓市）80號的艾伯一威克講演服務公司特別代表的職務，因為我不僅不願意請這位夫人到我們的俱樂部和學院去講演，也不願意同一個請她來講演的組織保持關係。我對我自己的國家實在太忠誠了，我不能同一個在過去歷史上與赤色活動有如此多瓜葛的人發生任何接觸。

“是否可能你已批准她入境，因為我聽說一切都已疏通好了。……有一個可能與此事有關的人問我，就這麼一個30來歲的年輕女人，即使她過去曾參加過本國的革命，她會有什麼樣的腦筋在這個國家制造麻煩？任何一個稍為知道一點遠東事務的人都明白，她的‘腦筋’沿著某些渠道是相當活躍的——在我看來，對我們那些容易受影響的學院和俱樂部婦女來說，也許是太活躍了……”

像大多數告密者一樣。這位“超級愛國者”喜歡小心謹慎、隱姓埋名：

“現在我已盡了一個好的、忠誠的美國人的責任，像我這樣的人即使在粉紅色的地方也是沒有用的，更不要說是鮮紅的顏色了。請讓我不要再出頭露面。她可能被批准入境嗎？”

麥金尼女士這封信被送到簽證處主任蒙內特·戴維斯那裡。他回覆道，“沒有聽說孫夫人申請入境簽證……”①因為她根本沒有申請過。

①德國費爾伯教授著文，請參看第九章注37。

現在再看看德國政府。如同駐莫斯科大使所建議的那樣，宋慶齡被置於“嚴密的秘密監視”之下。①‘這是德國公共秩序部透過普魯士內務部下達給柏林警察局的命令，理由是她“在共產主義和中國國民革命運動中的角色”以及“同莫斯科共產黨方面的關係”。②有好幾個月對她每天的行蹤都予監視，就像孫中山在日本流亡時那樣。這些監視報告一定讓審閱的官員哭笑不得。報告所“提供的情報”是，她有“許多中國來訪者”、“每天出外散步兩次”等等。還記錄了這樣一些事情：

①同上。

②黃平著《往事回憶》，第67頁。

1928年6月，她年輕的弟弟來，住在她寓所裡。（這看來是指宋子安，她在家中最喜歡他，當時20歲出頭。）

6月和7月，他們同去巴黎，接著又去維也納，說是去看病。

9月3日，她從巴黎回柏林，遷居夏洛滕堡區韋蘭德爾街18號格爾姆賴希太太家。

12月18日，她去海德堡旅行。

據記載，她曾對警方說，她想在柏林住下去，以便學習（可能是在她申請再入境或延長居留期時）。

作為情報，這些東西賣在是太可憐了。但它們保留了有關她行蹤的一些材料。如果沒有這些材料，在年深月久之後要弄清她在柏林的行蹤將很困難。

據章克回憶，德國政府也想同宋慶齡有些直接接觸。反對黨社會民主黨也要求同她交換意見。她對兩者都回避，實在推不掉時就請鄧演達去同社會民主黨人談談。

中國（蔣介石政府的）駐柏林的外交官也透過中間人求見宋慶齡。章克記得宋慶齡對他說，“他們不代表真正的中國。真正的中國是工農；這些人站在殺害工農的人一邊。他們沒有資格要求見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