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這樣寫道：

“我對於老之將至毫不擔心。我努力使我的頭腦保持年輕和健全、因為有許多年紀較長的人並不由於‘年老’而減少對人民作出值得稱道的貢獻……只要我能離開醫生的治療，我就要回到我的工作崗位上去。”①

①宋慶齡自上海致北京“親愛的鄰居”，1973年3月23日。

像過去一樣，她對自己健康情況的抱怨並不是顧影自憐。而是因為不能做她想做的事情而生氣。有一次因病沒能去聽倫敦交響樂團的訪華演出，她很沮喪。這個樂團能來北京本來使她很高興，因為這顯示出中國對外比較開放了一點，也因為她很愛古典音樂。（在“文革”初期，貝多芬也被禁，說他的作品“在思想上有腐蝕作用”。）

＇兩個女孩子＇

在這段時期裡，兩個由她撫養大的十幾歲小姑娘給了她生活上一些安慰，減少一些寂寞，但也帶來了許多煩惱。這兩個小姑娘的父親曾是宋慶齡的警衛員，後患了癱瘓，家裡孩子太多，無法撫養。像一個寵愛孫輩的老祖母一樣，她過分溺愛這兩個孩子，對她們幾乎沒有任何要求。而且她常常讓她們去見她的客人（有時是很重要的人物），客人們自然也逗她們、誇她們——這對她們也產生了不好的影響。所以，雖然她安排她們去參軍（一個在文工團、一個在衛生隊），但她們長大後卻成為一種逐漸擴大的社會現象的早期典型，即：滋長出一種自以為高人一等並且應當享有特權的意識。這種情況在許多“高階幹部”子弟身上也有，後來又擴大到更多的獨生子女身上，成為中國在以後時期的一個社會問題。

從70年代初期開始，她們就纏著宋慶齡，要她去找她的外國朋友給她們到專供外賓的商店裡買東西。雖然她總是自己付款（哪伯是微不足道的數目），但這樣做使她處於一種令人反感的境地。

例如有一次是在1973年下半年，她寫信給一個外國朋友說，這兩個女孩子“看見同學們穿肉色絲襪，一心想要，但這東西只有友誼商店賣”，所以請這位外國女友幫個忙。另外一次是要買捲髮器，“這兩個孩子……在別的鋪子裡買不到。”又有一次，她派她的車送這位外國朋友帶這兩個糾纏不已的女孩子專門去採購。後來，當她這位朋友打算去國外旅行時，她又寫信說一個女孩子Y要個手錶，兩個各要一套修指甲工具。①

①宋慶齡致奧爾迦·李夫人，1973年7月27日、8月27日、8月29日、9月24日。

這兩個女孩子還要她利用她的影響力去為她們的朋友們辦事，其中至少有一起是非常不值得的。那是1975年初，大一點的那個女孩子Y要她寫一封信給一所著名的語言學校的一位外籍女教師，希望這位女教師設法錄取“一個很好、很聰明的年輕人……一個品格優秀的人”。這位女教師答應盡力去辦，宋慶齡寫通道謝。但沒有過幾個月，這個女孩子對那個小夥子的熱勁兒就過去了，於是宋慶齡又不得不寫信給那位女教師說，那個年輕人是個騙子，逃避勞動，所以已經不許他再來往了，請這位老師也別讓他再來糾纏她。宋慶齡為上次介紹這個年輕人表示歉意，說她當時這樣做是因為這個女孩子“求她……幫助一個好同志”，而現在這個女孩子“自己也不理他了”。①

①同上，1975年5月18日、8月13日。

在給另一個朋友的信中，她不無苦惱地說起“在北京飯店的美髮廳裡閒聊時，一個朋友責怪我沒有把Y教育好。……確實，我管不了她的行動和她那種自以為高人一等的樣子。”①

①宋慶齡致“親愛的鄰居”，1978年10月1日。

在另一封信裡，她抱怨這個女孩子追求尋歡作樂的奢侈生活，像中國許多城市年輕人一樣，以為這是所有美國人的生活方式。有一個美籍華人婦女“有大商人的頭腦、淘金髮財很有門道……把她拉去當嚮導（上高階餐館等等），違揹我的意願……”結果是這個女孩子天天出去，丟下工作，“聽他們吹美國生活怎麼怎麼好，聽得腦袋都暈了。”①

①宋慶齡致理查德·楊，1978年5月19日。

她的老朋友、美籍華裔理查德·楊也幫助過這兩個女孩子，她為此也很感謝。在給楊的信中，她說到這兩個女孩子既給她樂趣，也使她煩惱。在有一封信裡，她為大的一個女孩子生氣地說：“我現在要像一隻老母雞看小雞似的成天看著她。我真希望有個合適的人來解除我這個包袱！成天的電話，不是打進來就是打出去，大家都頭疼極了。也許我老發蕁麻疹就是被她氣出來的！”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