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押本單位受有組織的批判或被認為敵對的或有某種嫌疑的人）。

本書作者和妻子邱茉莉，還有“中建”的另外一些工作人員則被逮捕，投入監獄。本書作者和妻子1973年獲釋後宋慶齡的欣慰之情及以後我們的通訊，這些前面都已談到。

《中國建設》一直沒有停止出版，雖然在一段時期裡它不可避免地“隨大流”，變成狂呼亂叫式的口號宣傳。但它從1972年起就逐步恢復原來的性格和風格，比其他出版物稍早一些，這主要應歸功於周恩來總理，因為他在1972年就提出要全面檢查對外宣傳工作。這使宋慶齡極為滿意。

（九）“文化大革命”期間的個人生活

＇幽居＇

周恩來總理下令保護後，宋慶齡的北京寓所得以免於抄砸，但是這全國範圍的“文革”狂潮在這裡依然能夠感到。

從“文化大革命”一開始，她對於那種人身施暴和“打倒一切”的作法就感到氣憤，但她對於節約儉樸的要求是贊同的。早在1960年，因為她的房子有些潮溼，引起她關節不適，政府要為她另建一處新居，但她謝絕了，說“現在國家建設時期，急需款項，不能為我另建新房子，並感謝黨中央的關照”。①

①《宋慶齡紀念集》，第189頁。

1966年後，她拒絕繼續支領政府給她的膳食補貼，堅持自己負擔。遇到請客（這樣的事情在那個時期很少），也自己出錢，儘管政府規定按她的職位是可以報銷招待費的。①

①本段及以下各段的內容均據本書作者1986年與宋慶齡原身邊工作人員的談話。

當時有張報紙上說，養鴿子也是“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她聽說後命令把她養的一群鴿子都處理掉。她養鴿子不只是因為她喜歡這種文雅的飛禽，還因為紀念孫中山——他也喜歡鴿子。她身邊的工作人員知道她多麼愛鴿子，所以不同意執行她的命令。他們爭辯說，鴿子是和平的象徵，不應該受到傷害。

慢慢地，她寓所的服務人員和警衛人員——由有關單位派來——也起了變化，有人要求把院子裡的“四舊”除掉，所以原來掛在房子和亭子上的楹聯都被拿掉了。

為了排遣憂傷和孤獨，她常常彈鋼琴、畫畫（花卉最多），做一些手工藝（她會繡花和編織）。有時她看看舊照片，有她婚後生活的、還有她的雙親和兄弟姐妹的。

她對身邊工作人員的關懷一如往昔。當1976年唐山大地震波及北京時，她要那些住房不結實的工作人員把家屬都搬到她的寓所來住，因為這是過去的王府，建築堅固，也沒有受地震的影響。她仍保持著老習慣——常給工作人員送一些想得很周到的禮物，如冬天送他們暖和的手套、給他們的嬰兒送奶粉和小衣服、給他們的大一點的孩子送書，等等。

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地位很高的和普通的一些人的死訊外。她還為其他一些個人的知交的去世感到哀悼。其中一位就是陳乙明（參見第十五章）。這位印度尼西亞出生的、受人尊敬的香港會計師，奇*shu網收集整理抗戰期間在香港為宋慶齡領導的保衛中國同盟及中國“工合”國際委員會努力工作。他是典型的華僑——在國外生活和受教育（他是在英國上學的），但隨時準備為推動祖國的進步竭盡自己的力量。“儘管他的生活充滿憂傷，……他奮力拼搏……對我們的中國，他永遠樂於效力。”①宋慶齡在這裡既突出了她最欣賞的個人品格（在逆境中勇敢奮鬥），又指出了她所認為的生命有無意義的試金石（為祖國效力）。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76年4月14日。

＇病痛、安慰和憂思＇

在“文化大革命”那些年裡，她的病痛繼續折磨她，並且常常因為心境不好而加劇。

1973年年中，雖然局勢的緊張程度已趨於減弱，她在給友人的信中仍說，“5個多月來苦於神經性皮炎……奇癢，夜不成寐……折磨人的疾病”。同年秋天的信中說，“我的兩條腿不中用了……肌肉萎縮……希望我能學會自己走到浴室裡去……”，“醫生要我穿鋼背心（治背痛）……”①

①宋慶齡在北京致“親愛的鄰居”，1973年6月15日。

後來又添了些新的麻煩，從氣管炎引發高燒，長時間臥床，到關節炎和四次摔跤受傷，其中一次是從樓梯上摔下來的。①

①同上，1973年9月29日、10月25日及11月13日；1975年2月4日。

但她的情緒依然是飽滿的，在剛過80歲生日後的一封信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