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則避免了這種情況，這一直是值得我們黨和國家為之驕傲的事情——但現在還能這麼看嗎？

後來，她寫了《斯特朗的名字永遠留在中國人民心裡》①一文，這是她對這位美國友人蓋棺論定式的最後評價：

①中文稿承宋慶齡基金會研究室提供，原稿時間註明為1981年2月。此文後用作《斯特朗在中國》一書的序言，該書1985年由三聯書店出版。

“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也是我的老朋友。

“早在一九二七年，當中國第一次國內革命戰爭遇到烏雲惡浪的時候，我在武漢遇到了斯特朗，並且住在同一幢房子裡面。那時我們都還年輕，我們經常見面，多次長談，談話的內容很廣泛，主要是關於我國當時的政治形勢。她非常關心中國革命的前途，也關心我的處境。我們得出的結論是樂觀的，我們堅信，表面的混亂是暫時的，經過大革命鍛鍊和組織起來的工農革命力量，仍然堅強有力，朝氣蓬勃，它的呼聲很快就會響遍全世界。斯特朗的熱情和智慧，增強了我同邪惡作鬥爭的力量，更堅定了我為中國革命走自己應該走的道路的決心。

“在以後漫長歲月裡，我們見面的機會不多，但是音信還是相通的。後來斯特朗在蘇聯蒙受了不白之冤，使我感到憂慮。最後，在她七十二歲高齡的時候，終於來到新中國。我熱烈歡迎老友的歸來。她懷著回到家裡的喜悅心情和我一道回憶過去，談論未來。她還是那樣精力充沛，用她的筆向世界傳播著新中國的資訊，為中國的革命和建設作了大量有益的工作。這本集子就是她在中國的珍貴紀錄。

“不幸她先我而去了。她的骨灰埋在中國的土壤裡。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名字將永遠留在中國人民的心裡。”

宋慶齡敬慕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是同她自己的立身處世準則一致的。這些準則是：信念，百折不撓，樂觀，為事業全力以赴。在這篇充滿熱情的紀念文章中也體現了這些準則。

＇同斯諾重逢＇

這一年，宋慶齡在失去一位外國老朋友之後不久，卻得到了同另一位重聚的忻慰。他就是埃德加·斯諾。他同妻子洛易斯·惠勒①來到中國顯示，在“文化大革命’衝極左勢力登峰造極的掌權地位略有退潮（在此之前斯諾曾申請來華但未獲准入境），並且成為以1972年尼克松訪華為標誌的中美恢復接觸的先兆。

①斯諾於40年代後期同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韋爾斯）離婚，同洛易斯·惠勒結婚。洛易斯是一位思想進步的紐約戲劇演員，他們有一子（克里斯托弗）一女（西安）。斯諾早期在中國的經歷和他的成名都有海倫的一份，而在他後期備受麥卡錫主義迫害及半流亡的生活中，洛易斯成了他最好的伴侶和精神支柱。1970年的中國之行在洛易斯是第一次。

對斯諾回到中國，宋慶齡顯然十分高興。她身邊的工作人員回憶道，宋有好幾次邀請斯諾夫婦到家裡吃飯，其中有一次是在國慶節（那天斯諾夫婦登上天安門，同毛澤東一起檢閱遊行隊伍，引起了全世界的注意），每次都由她親自來定菜譜（對於她最歡迎的客人她總是這樣的）。洛易斯·斯諾敘述了這幾次會面的熱烈情緒：“宋慶齡一直是埃德①的親密朋友，經過這幾次到她北京寓所的訪問，她也成了我的親密朋友了。在她心裡，不僅裝著埃德，還裝著我們全家。在她家裡放著克里斯托弗和西安②的照片，是他們大約8歲和6歲的時候，我們從美國寄給她的。看見這些照片，真讓我十分感動。埃德深深地敬仰這位英雄的婦女，她的價值觀使她堅定而又奮發地站在革命一邊，犧牲家庭關係和榮華富貴都在所不惜。”③

①對埃德加的暱稱。——譯者

②斯諾夫婦的兒子和女兒。——譯者

③洛易斯·惠勒·斯諾著《莊嚴的死亡》（英文），第77頁。

他們同宋在一起的時候一定談得很多，但在斯諾關於這最後一次訪華的著作中卻什麼也沒有說（這本書斯諾因患了絕症而未能親手完成），這是很異常的作法，因為以往他總是詳細地記述他同宋慶齡的每一次會晤的。也許這是因為文化大革命尚未完全平息下去，所以她囑咐他關於這次會晤什麼也不要寫。

但在斯諾那些未經編輯加工的筆記中①有些線索可尋：

①斯諾筆記承美國堪薩斯城密蘇里大學斯諾基金會的羅伯特·法恩斯沃思博士提供。

9月30日晚在周恩來總理主持的國慶宴會上，斯諾夫婦見到了宋慶齡（“作為人民共和國副主席”），她在一群顯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