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因長期患病顯得清瘦，（他）作了一次極好的講演。有些客人站到他們的座椅上，為了看清楚這位肩挑重擔而又拒絕一切誘惑的人。”①（這是周總理最後一次在重要的公眾場合露面。）

①同上，1974年10月6日。

宋慶齡寫最後兩封信①時，她同李夫人的健康情況都已不好。第一封信是為了像往常一樣送一點吃的東西甜甜嘴、暖暖心：“現送上果餡餅一塊”。在另一封信中，她談到自己：

①同上，1981年2月1日及3月8日。

“我看看書，他們就說我會因此發高燒，而一發高燒，我每天就得挨兩針！這可不是什麼開心事兒！所以我不能多看東西，這是我這種討厭的病最使人苦惱的地方。”

她在這裡是指蕁麻疹，而不是白血病——當時她可能還不知道自己得了這種病，也可能已知道而不願告訴她的朋友。

稍早一些時候，她曾抱怨過自己的眼睛有了毛病——那麼多的書她想讀，而現在只能堆在那裡。

而且，她總是有做不完的工作。“我為國家做得還不夠……部分原因是健康情況不好。”①

①同上，1979年6月5日。

＇“悼念李燕娥同志”＇

宋慶齡在生命的最後階段因李燕娥的病而在精神上蒙上一層陰影。李燕娥（宋親切地稱為“李姐”）16歲就來到宋慶齡身邊，幫忙料理家務，在一起生活了53年，如同親人。李姐經常住在上海，宋慶齡在上海居住時她照料未的生活，來在北京居住時她照看房子和孫中山的衣物——經常翻曬這些衣物是她的任務之一。1979年因李姐患子宮癌，宋慶齡把她帶到北京，請最好的醫生治療，有時住院、有時住在家裡。經X光診斷後動手術，發現已無法切除。宋慶齡在各種公私事務之外還要強抑自己的悽婉哀傷之情，不顧疲勞地去安慰她，使她減輕一些臨終前的痛苦。這樣做的困難是李姐沒有文化、缺乏知識，所以不知道是什麼原因使她病倒，也很難向她說明白。有好幾個月，宋慶齡在私人通訊中幾乎每次總要提到“親愛的李姐”和為她的病而傷心。宋慶齡答應李姐，她們將來一定要葬在一起，使李姐得到最後的安慰。李姐於1981年2月病故，宋慶齡送的花圈上寫著“悼念李燕娥同志”，表示對李姐不只是私人的情分，而是革命戰友的情誼。確實，李姐從孫中山還在世的時候開始，一生對宋慶齡和她的事業忠心耿耿，不受利誘，以宋的好惡是非為她的好惡是非，以宋的敵友為她的敵友。而“同志”這個稱呼一直是宋慶齡所最珍視的。1981年3月下旬，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去看望臥病的宋慶齡。鄧回憶說，“在談話過程中，你明確阻止我，不要再稱呼你副委員長。我說，‘稱你慶齡同志好嗎？’你內心掀起了喜悅，含笑頻頻點頭同意。”①

①鄧穎超著《向宋慶齡同志致崇高的敬禮！》，載《宋慶齡紀念集》，第57—62頁。

不管她是否知道她最後所患疾病的嚴重程度，她對待死的態度是很冷靜的，並有意識地、細緻地做了一些準備。這可以從她對李姐遺體火化及骨灰安葬（以及以後她自己的安葬）的囑咐中可以看到。（她甚至於畫了一個草圖，標明李姐和她自己墓碑的位置應在她父母合葬墓的左右等距，都平放在地上。）①

①見宋慶齡給私人秘書杜達周的書面指示，手跡載《紀念宋慶齡同志》畫冊，圖345。宋曾對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沈粹縝（鄒韜奮夫人）作過類似內容的口頭指示。

＇最後的題字和講演＇

她最後一次寫東西是在去世前兩星期。在他人扶助下，她艱難地走到寫字檯旁坐下，用顫抖的手，為她的老戰友、救國會“七君子”之一鄒韜奮（1895—1944）的一本集子題寫了書名《韜奮手跡》。

在這最後題字之前4天，即5月8日，她一生中最後一次在公眾場合露面，出席加拿大溫哥華維多利亞大學授予她榮譽法學博士學位的儀式。這所大學的校長和他的同事們是專程遠道而來授予學位的——這是這所大學第一次在校園以外的地方授贈學位。宋慶齡當時病重體衰，許多人勸她就在家裡接受學位，但她堅持要去人民大會堂親自參加授贈儀式，否則她認為就是對遠道而來的貴客們的不尊敬。她坐在輪椅裡，在儀式上還發表了精神飽滿的講話，從過去加拿大人民對中國人民革命鬥爭的援助談到目前兩國的新的友好關係。

這就是宋慶齡的責任感。

＇黨和人民給予的榮譽＇

她的病情在5月14日晚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