忍外國的控制（不論是什麼人）。造成這種敏感心理的歷史原因是很清楚的。自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整個鬥爭過程就其國際意義而言可以稱之為“爭取獨立的百年戰爭”。任何人忽視了這一點，就不可能同中國保持和諧的關係。

但蘇聯政府在經過了一個以援助為主的時期之後——當時沒有別人援助中國，所以中國對這種援助加倍地感激——就想運用多方面的壓力，企圖把它的意志強加給中國。它撤走專家和收回建設工程圖紙，停止供應裝置、零件和石油，甚至迫使中國償還抗美援朝中供應中國人民志願軍的武器裝備的費用，而志願軍是為了保衛社會主義陣營在前線浴血犧牲的。到了這時，宋慶齡像絕大多數中國人一樣，感到非常憤慨，特別是對於發出這些號令的赫魯曉夫。

1961年末，她在給本書作者的信上說：

“我覺得在（中蘇）關係上出現的曲折將是長期的、痛苦的。赫魯曉夫肯定不會對我們置之不理，他把事情搞得多槽。”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1964年，在赫魯曉夫被攆下臺之後，她寫道；

“你有沒有……聽說這個老尼基塔（赫魯曉夫的名字）正在寫自我檢討？我不大相信，因為他不是那種會認錯的人。”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

第二年夏天，她給本書作者（剛從外地參觀工廠回來）的信上說：

“我猜想你一定聽到許多有關‘老大哥’（50年代中國對蘇聯的稱呼）到處欺騙中國的事情。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或者至少是一個自稱是社會主義的國家——會幹出這種事來，真是使人火冒三丈。看來應該讓人們知道這些事情。”①

①宋慶齡致愛潑斯坦，1961年11月10日、1964年10月26日、1965年6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