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培育並準備在新的基礎上重建同西方（特別是美國）及日本人民的聯絡，這種聯絡現在暫時大大削弱了。她還特別有意識地開展中國同外國婦女界的聯絡。在這些不同領域中，她在亞洲的工作是最為突出的。她在這方面的工作無一不得到周恩來總理的一貫支援和配合。

＇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

她從1949年新中日成立以來就開展的人民外交在1952年在北京舉行的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參加這個會議的有來自亞洲、澳大利亞、北美、中美和甫美共37個國家的400名代表。宋慶齡作為東道國中國的代表團團長，致了開幕詞①。

①《動員起來！為亞洲、太平洋區域與全世界的和平而鬥爭！——亞洲及太平洋區域和平會議開幕詞》（1952年10月2日），《宋慶齡選集》，第315—321頁。

帶著強烈的歷史責任感，她一開始就把這次會議同上一次會議作了對比，在上一次會議上她也擔任中國的首席代表。她說：

“這是在中國舉行的第二次保衛和平的國際會議。這次會議比起前次會議來，有著顯著的不同……我想把一九三三年九月間我們在上海為和平而鬥爭的情況，和各位簡單談一下。①

①有關1933年在上海舉行的反戰大會，本書第十三章有詳細敘述。

“那時候，日本已經強佔了中國的東北，而且準備用它作為基地向我們全面進攻，然後向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發動進攻。……（中國的）反動政府在帝國主義國家支援之下，實際上是在慫恿著侵略者。同時它已對中國南部的人民解放區發動內戰，並且向全國其他地區的人民施行白色恐怖。……反動當局……從各方面向我們（籌備和平會議的反帝大同盟中國支部）進行迫害、恐嚇、阻撓和誹謗……沒有人敢把會場租給我們。反動當局不準反帝大同盟的代表們登陸。我本人不得不違抗禁令，到船上去歡迎這些歐洲來的反帝的和平戰士。

“……我們既然被迫放棄公開會議，就準備舉行秘密會議……代表們只能一個一個地單獨前往，甚至還有一部分人是在深夜裡偷偷地到那裡去的……我們實際上是在低聲耳語之中進行報告和討論的。這就是我們在一九三三年討論和平的情況。……

“……現在，當和平代表們蒞臨中國，他們受到上賓的招待。當你們走進會場（中南海懷仁堂，在人民大會堂於1959年落成之前是最高階的會場）時，全中國人民的眼睛都望著你們。……一切可能辦到的方便都給你們準備好了。報告和討論都會由無線電和報紙傳達出去，連最小的村莊都達到……

“親愛的朋友們，今天我們能在這裡聚集一堂，這件事實本身就標誌著人類歷史中的和平事業的重大發展。對於居住在亞洲及太平洋區域甚或更遠地方的廣大而不同地區的人民群眾，這是有著輝煌的意義的。中國的榜樣，使他們更堅定地掌握了一個基本真理：民族獨立與和平是從同一個鬥爭中產生出來的。”

確實，1952年同1933年的差異真是如同白晝之於黑夜。那時，雖然從歐洲來了一些代表，但關係最為密切的亞洲國家卻沒有人能來。日本的代表為它的法西斯政府所截阻，印度尼西亞的代表則為當時尚為荷屬東印度的當局所阻，如此等等。現在，亞洲極大部分地區——其中很多都已取得國家的獨立——的代表都參加了，並且同其他各地的代表一道在講壇上發出爽朗有力的聲音。

＇中蘇友好＇

中蘇友好是宋慶齡一直致力的事業。在兩國執政黨之間的聯結紐帶之外，她象徵著由孫中山和列寧所締造的中國反帝民主革命同蘇聯之間的歷史性聯絡。整整一代的中蘇人民都知道，在任何情況下，她始終維護這一聯絡。在全國性的中蘇友好協會在1949年成立時，她任副會長（劉少奇任會長），1954年後任會長。

多年以來，許許多多蘇聯代表團——官方的或文化界的——幾乎都要去拜會她、向她致敬，有時在北京、有時在上海。

1951年，她榮獲斯大林國際和平獎金。這項獎金的委員會派了兩位著名作家——蘇聯的愛倫堡和智利的聶魯達於1951年9月到北京來授獎。在中南海懷仁堂舉行了隆重的授獎典禮，劉少奇、周恩來和其他許多人士出席，郭沫若主持。舉行的日期是很有歷史意義的“九·一八”紀念日——20年前的這一天，日本強佔中國的東北，開始了對中國的武裝侵略，但隨著歷史的迅速發展，現在的形勢已完全不同了。宋慶齡在受獎後的答詞①中反映了這一巨大的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