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對斯里蘭卡進行國事訪問後寫的一封信上說：“在科倫坡有許多花對我這樣身體虛弱的人會產生過敏性反應。我的兩隻眼睛變得紅腫起來。你在新聞影片上也許會注意，我在講話時，脖子變得越來越粗。這是由某些過敏性反應所引起的浮腫。你以後去熱帶國家訪問時一定要小心避開那裡的花和植物。”

1965年的一封信上說：“……在一位牙科醫生那裡得到一種痛苦的經驗。這位醫生的技術水平無法同他的政治覺悟相比。我由此認識到，又有很高的政治覺悟、又有很好的技術，這是何等重要。”這一帶有諷刺性的說法是同她的總的看法一致的。她總是同樣重視政治教育和技術教育的，但從她在其他場合的講話中可以看到，她處處感到正在增漲中的“左”的思潮，這種思潮宣揚“政治好了，本事就自然而然地大了”。

在公共場合，她從來不提她的病。她的面部有風疹塊時，她就不見人。除此之外，不論她怎樣覺得不舒服，她總讓自己顯得平靜和愉快。她的臉上從沒有皺紋，所以直到八十多歲，她看上去還如六十歲人。

（十一）對建國後十六年的評價

她對1949年後至1965年底這一時期的總的評價也是充滿朝氣的。在她看來，這十六年來所遭遇的困難和挫折一點也不使所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為之遜色。

在她那篇充滿歡欣語調的總結性文章《解放十六年》①中，她寫道：

①《解放十六年》原載《人民日報》1965年12月31日，收入《宋慶齡選集》，第514—529頁。英文稿題為《光榮的十六年》，載《中國建設》英文版1966年第1期並譯載於該刊其他外文版。

“舊中國已經變成了新中國。一個經常遭受疾病、饑荒和水災摧殘的、貧困落後的國家，已經一去不復返了。代之而起的，是一個正在戰勝自然、以堅定的步伐走向繁榮、生氣勃勃的中國。

“誰也不能再用‘東亞病夫’這樣一個帶有侮辱性的名詞來談論中國了。中國已經是一個非常健康和充滿活力的強國。它堅決維護原則，並尊重其他國家而不論其大小。它堅定不移地主張各國有維護其主權的權利，並不遺餘力地支援各國人民爭取社會和經濟進步的鬥爭。”

在中國共產黨和毛澤東主席的領導下，中國已從民主革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農業透過合作化實行集體所有制，私營工商業向公有制轉化）。不久前尚處於原始狀態的中國經濟在物質上的變化，其規模和速度也是驚人的：

“我們已經完成了兩個五年計劃……今天，中國除了能生產普通機床：……還能製造……特種機床，並以多種成套的機器來裝備機械廠和其他各式各樣的工廠。”

“……在1958年，全國農村成立了人民公社……中國農村的面貌已經起了劇烈的變化。在過去四年中……連續獲得了好收成。”

困難已經頂住並得到克服：

“從1959年到1961年，我們連續遭受了嚴重的自然災害。（自然災害是事實，但還有一個人為的因素她沒有提，即極“左”傾向的影響，這種傾向自那時以後部分地得到了糾正。——引用者）但現在我國經濟和我國人民在渡過了這三年困難時期之後，已經完全恢復過來了。我們是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去戰勝這些困難的。……我們相信，沒有任何東西能夠阻撓我們繼續朝著我們的目標迅速前進——把中國建成一個具有先進工業、先進農業、先進科學文化和鞏固的國防的國家。”

她在這裡強調“完全依靠自己的努力”是有歷史背景的，即指赫魯曉夫片面撕毀協議、停止對華援助、撤退蘇聯專家、帶走建設圖紙，使中國的工業化事業蒙受沉重的打擊。儘管中蘇兩黨之間進行了公開的激烈論戰，她還是沒有具體明說，而只是在文章的第四部分中這樣提了一下；

“現在，中國已經不欠任何人的債。雖然我們進行了大規模的國家建設，但我們沒有借過任何一個西方國家的一分錢，就是借蘇聯的債也已經連本帶利全部還清了。”

她的語調反映出這一事實，即：60年代初雖然日子過得非常艱難，但中國人民的政治覺悟不但沒有降低，反而提高了。大家保持了對革命的信心，外部壓力只是使公眾的意志更堅強，獨立進行的各種嘗試也使人們的自尊心增強了。（如國內石油資源的開發使人們打破了中國貧油的舊觀念。）

關於社會主義國家之間的關係，她仍然希望重新建立和得到調整：

“我們對社會主義陣營的高度估價是我國對外關係中的一個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