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於寫出了社會黑暗的繼續，而在於透過真實的藝術描寫，揭示了社會重又墜入黑暗的原因。當王淑芬向跑堂的李三誇獎王利發注重改良時，李三說：“哼！皇上沒啦，總算大改良吧？可是改來改去，袁世凱還是要作皇上。袁世凱死後，天下大亂，今兒個打炮，明兒個關城，改良？哼，我還留著我的小辮兒，萬一把皇上改回來呢！”這就說明，處於社會最底層的勞動群眾，已經透過自己的切身經驗，直感到中國上層統治形式的更替，並未使社會發生任何本質的變化，並不曾埋沒社會固有的任何不合理的現象。魯迅曾經深刻地指出，辛亥革命不過使人們“枉然失去了一條辮子”，李三連辮子也不剪，他擔心皇上還被“改回來”，他的擔心並不是沒有根據的。你看，清朝的老式特務宋恩子、吳祥子不是依然穩操舊業，他們的“灰大褂反倒成了鐵桿莊稼”嗎？當常四爺在茶館裡重又見到當年把他抓進監牢的宋恩子、吳祥子時，他們之間的對話，是很耐人尋味的。宋恩子隨口問常四爺：“混的還好吧？”常四爺敘述完自己的一段經歷之後，問：“您二位怎麼樣？”吳祥子說：“瞎混唄！有皇上的時候，我們給皇上效力，有袁大總統的時候，我們給袁大總統效力；現而今，宋恩子，該怎麼說啦？”宋思子答道：“誰給飯吃，咱們給誰效力！”常四爺不改當年的倔強脾氣，進一步追逼：“要是洋人給飯吃呢？”吳祥子神氣十足地回答：“告訴你，常四爺，要我們效力的都仗著洋人撐腰！沒有洋槍洋炮，怎能夠打起仗來呢？”這些對話，容量很大，簡直可以使我們認識一個時代。宋恩子、吳祥子當初不過是清朝統治者的小走狗，自然算不上辛亥革命的主要打擊物件。然而革命風雲的變幻，不僅沒有觸動他們的一根毫毛，他們的政治地位竟然還會依然如故地牢靠，那原因就在於他們有“專辦革命黨”的本領。革命成功了，以前“專辦革命黨”的人物，現今依然“專辦革命黨”，這似乎是一種畸形的社會現象，然而卻是不容置疑的歷史真實，它反映了辛亥革命後中國政治形勢的特點。借用魯迅的話說，就是“狐狸方去穴，桃偶已登場”（注：魯迅：《哀範君三章》，《集外集》。），變來變去，中國仍舊在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之下。中國的社會性質不改變，宋恩子、吳祥子的政治地位也就不會改變，不論哪個統治者上臺，都需要他們效力。因為辛亥革命只推翻了一個清朝政府，而沒有推翻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壓迫。《茶館》第二幕的藝術描寫，同樣可以使我們得出這個結論，所以說，這一幕戲既是對軍閥混戰時期黑暗現實的揭露，也是對辛亥革命不徹底性的一個尖銳而有力的批判。

第三幕寫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生活面貌。到這時，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病態的中國社會，已經臨近它的滅亡了，漫漫長夜，處在黎明前最黑暗的階段。我們看到，人民的痛苦更加深重了：王利發“錢也光，人也老，身上剩了一件破棉襖”，全北京碩果僅存的裕泰茶館已經破爛不堪，難以維持生意了；能夠辦一、二百桌滿漢全席的名廚師，落得在監獄裡蒸窩窩頭，因為“現而今就是獄裡人多呀”；曲藝名手一場演出，只上五個座兒，民間藝人只好慨嘆“這年頭就是邪年頭，正經東西全得連根兒爛”，作家不只寫了人民的痛苦和社會的黑暗，而且寫了造成這種現象的社會根源。我們看到，當年清廷的要人龐太監的四侄媳婦龐四奶奶，如今竟自稱“娘娘”，神威逼人，因為她的兒子有三重身份：三皇道大壇主、國民黨大黨員、憲兵司令部沈處長的把兄弟。沈處長則以董事長的身份，支使小劉麻子開辦以拐賣婦女為業的所謂“拖拉斯”，為的是“首先滿足美國兵的需要”，可見沈處長的背後是美國人。帝國主義、封建勢力和國民黨官僚的相互勾結，加速了中國社會殖民地化的程序，加深了中國社會的黑暗與腐朽，也加劇了人民的痛苦與災難。這就是《茶館》第三幕所顯示的主要思想內容。

反動勢力把人民推進了災難的深淵，同時也為埋葬自己準備了掘墓人。在第三幕裡，老舍在正面描寫社會的黑暗、人民的苦難的同時，又從側面寫了人民的覺醒與反抗。這裡不僅有學生運動的高漲和教員的罷課，而且透過康大力參加革命和康順子、王大栓、周秀花等投奔西山解放區，畫龍點睛地暗示了未來的光明前景。交織在細膩、準確的藝術描寫中的揭露、鞭笞和暗示，使人們確信，這個黑暗腐朽的社會已經到了總崩潰的前夜，它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代替它的將是嶄新的社會制度。《茶館》的結尾是王利發、秦仲義、常四爺撒紙錢的場面。三位老人經歷了三個黑暗的時代，目睹了半個世紀以來中國社會的歷史變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