濟南府就是曾經的齊州。

七月，天子下詔，以震武城為震武軍。

八月，又改晉州為平陽府，改壽州為壽春府、改齊州為濟南府。

其實，這些年，皇帝一直在頻繁地更改地名和朝廷官職名稱。

六月初四，朝廷頒佈中書官制條例。

七月，趙佶又改“走馬承受公事”官職為“廉訪使者”。

據東京城朱貴傳回的訊息，天子應該是看到越來越亂的天下局勢，想起了早些年孟翊的所獻卦象。

孟翊曾言“本朝火德，應中微，有再受命之象，宜更年號、官名，一變世事，以厭當之，不然，期將近，不可忽”。

天子雖然將“妖言惑眾”的孟翊編管定州至死，私下裡，卻在堅定不移地執行他的預言警告。

青州、密州的匪患也非常嚴重。

徐澤大婚後，命王進、朱武派人前往兩地，也有協助武松、牛皋二人平定匪亂，穩定地方的考慮。

兩淮地區比起京東，山地相對較少，水運發達，朝廷調集大軍更容易。

山賊這個職業很難做大，更難規模化。

走途無路的兩淮百姓，大多順著運河逃往其他地域。

其中，小部分人選擇到達之罘灣，還有小部分人遠赴海東郡。

隨著各項超級工程和各種神殿、宮、觀建設的不斷上馬，大宋對名貴花石草木的需求越來越大，江南的花石綱之役也愈演愈烈。

純樸的江南百姓除了出海尋找物質上的出路外，

更多的，或者還能勉強支撐，或者已經麻木，對出海心存畏懼，只能退而求其次，選擇虛無縹緲的精神寄託。

據潛入明教分堂的王英彙報，明教在這段時間得到了極大的發展。

但明教不比鬆散的官府，高層警惕性極高，組織非常嚴密，對核心弟子的考驗極為嚴格。

自從三年前，出了明州知州上書朝廷，請求取締明教組織一事後。

明教的活動就更加隱秘，新入教的弟子考察期進一步延長。

王英一直沒得到明教高層的信任，掌握的資訊很少，只能根據其活動頻率和內容，推測出一些皮毛而已。

大宋皇帝似乎也意識到地方上的種種不妙，採取了一系列應對措施。

四月十四，趙佶下詔“天寧節等節及壬戌日，杖刑以下罪允許贖罪”。

四月二十三日，天子又明確拒絕監司、守臣進獻的各類稀奇物品。

五月初四，廢除錫錢。

六月初八，訊察天下冤假錯案。

七月，因修明堂所用巨木，引發沅州土豪黃安俊為首的民變，終於被平定。

趙佶立即下詔，將已經放過一馬，逍遙了大半年的宴州夷賊卜漏，與定邊軍李吪、沅州黃安俊，一併處以死刑，詔函首於甲庫。

隨後，曲赦黃安俊禍亂的湖北。

軟硬兼施，震懾人心，挽救民意，以期解除各地接連冒出的匪患。

八月初一，詔令告誡北邊帥臣不要滋生事端。

如此密集的“善政””“仁政”“明政”，卻沒有讓徐澤產生趙佶懸崖勒馬，開始重視民生的錯覺。

因為，在一堆資訊中，還夾雜著幾條不同尋常的訊息。

先是，次相何執中突然致仕，將首相蔡太師置於極為被動的局面。

待誠惶誠恐的蔡京閉府不出，深刻反省後，

天子一邊下詔，許蔡太師三日一造朝，正公相位，通治三省事。

一邊又以鄭居中為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劉正夫為特進、少宰兼中書侍郎，

以保大軍節度使鄧洵武為知樞密院事，

以侯蒙為中書侍郎，薛昂為尚書左丞。

其後，皇帝又在詣建隆觀後，“順便”幸蔡京府邸。

一頓搓揉，讓蔡太師再次欲仙欲死，老老實實為官家鞠躬盡瘁。

連番操作，展現了趙佶越發爐火純青的政治手腕。

另一件，則是八月份，天子下詔全國監司、郡守搜求尋訪隱逸之士。

即使是離奇神異隱居不出者，也要將其名字全部報於朝廷。

隨後，天子詣玉清和陽宮。

敬獻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昊天玉皇上帝徽號寶冊。

詔令洞天福地修建宮觀，塑造聖像。

又禁中外不許以龍、天、君、玉、帝、上、聖、皇等為名字。

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