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很多門外漢來說，指揮打仗就是一門玄學。

處於玄之又玄的戰局之中，能夠準確判斷下一場戰鬥將於何時何處以何種方式打響的人，都有資格在戰爭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

而能夠準確預判敵人的預判，併合理利用手中兵馬打得敵人無力招架者，都當得起“名將”之稱。

可在真實的戰爭中，能準確預測敵軍行動的將領卻少之又少，每一個都是稀缺資源。

不少人因為誤判戰爭形勢而被敵人牽著鼻子走，更多的時候則是相互誤判而亂打一通，最終的的勝負只取決於雙方的“誤判率”對比。

嚴格地講，大宋京東西路經略副使蘇遲並不算是門外漢。

其人雖是文官，卻因守土有責，對同宋兩軍的很多戰例都有深入研究。

蘇遲非常清楚同強宋弱的客觀事實，早就預料到只要同軍進攻濮州守軍必然潰敗，也明白濟州照樣擋不住同軍的全力進攻。

正是基於這一判斷，以及同軍幾年內數次南下都是直接威脅開封府的事實，其人之前才會將兵力收縮於有洸水可守的濟州任城。

其目的就是儘可能發揮麾下兵馬的最大效能——不求殲敵獲勝，只求有效牽制同軍兵力，以儘量給朝廷大軍爭取寶貴的時間。

本就相差天壤的軍力，加上錯誤的佈局，註定了宋軍這一戰極度不利的局面。

大戰開始後，濮州不戰而降，鄆城土豪晁蓋又跟著造反，濟州門戶大開，蘇遲之前的佈局出現了巨大漏洞。

而此時鉅野縣城中的兵力卻不到三千人，其人只能命範瓊急速回防。

勉強知己知彼的蘇遲之所以會誤判戰爭形勢，在於沒有搞懂同軍此戰的戰略目標和重點方向，錯誤地把濮州作為同軍南下的側翼戰場，而不是主攻方向。

在其人看來，大同以“討宋”為由出兵，最優的出兵路線不在京東西路，而在京西北路。

此時黃河正處於封凍期，戰力遠勝宋軍的同軍完全可以經懷州強跨黃河，然後一路鑿穿鄭州、潁昌和汝州，攻入南陽府，逼迫大宋朝廷再次簽訂城下之盟。

朝廷雖然在鄭州東、西兩面的東京開封府和西京河南府部署有重兵，但靠這些軟腳蟹守住城池都夠嗆，就算冒險出城了，也沒辦法對同軍後路構成實質性威脅。

以同宋兩軍的戰力差距，這一穿鑿戰術不僅有實現的可能性，而且可能性極大，也符合同軍集中兵力直指要害的用兵慣例。

大同最多也就是在開德府部署一支偏師，牽制開封府方向的宋軍，以掩護主力快速南下。

只要能成功逼迫大宋朝廷投降，割地賠款還不是要多簡單就有多簡單。

如此形勢下，敵軍根本用不著在遠離南陽府的京東西路浪費時間。

而大宋要應對的，就是不吃同軍聲東擊西這一套，老老實實集結重兵於京西北路硬著頭皮打，依託眾多的城池一步步拖疲同軍。

然後，再依靠後方持續不斷的小規模襲擾戰迫使其無功而返。

就算最終不得不和談，大宋也能付出最小的代價。

襲慶府發生動亂後，京東西路形勢無比危急，朝廷卻沒有從西線抽調一兵一卒，始終將重點放在戰場正面上。

蘇遲由此相信朝廷肯定比自己更清楚戰爭整體形勢，才能做出如此清醒的應對。

其人要做的，就是守好濟州這個關鍵節點不失，盡力拖住更多的同軍，以配合朝廷的疲敵戰術。

很明顯，忠心大宋的蘇副經略使雖然對同軍的戰力有清醒的認識，卻嚴重誤判了大同正乾皇帝滌盪天下的決心。

徐澤發動這場戰爭的真正目的，當然不是如之前檄文所說，只是為了追究大宋朝廷挑撥同金聯盟欲要夾擊大同的罪責。

哪怕趙宋朝廷的確有錯在先，授人以柄，洗都洗不乾淨，但這點真不重要。

同軍的戰術選擇，必須服務於大同帝國的戰略需要。

徐澤選取的“討宋”藉口再正當，都掩蓋不了討宋之戰是大同帝國從趙宋王朝身上割肉的事實。

所謂懲戒教主道君皇帝之語，不過是為了掩蓋大同發動拓土戰爭事實的藉口而已，並以此繼續麻痺軟弱可欺的趙宋朝廷。

徐澤需要軟弱的趙宋君臣在不斷為大同貢獻國土的同時，仍竭盡全力維持其剩餘國土的基本穩定，而不會因為害怕國滅身死直接散夥分家當。

畢竟，若是一戰就打崩了趙宋朝廷，導致其徹底失去了對地方的控制力，神州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