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宣和二年大宋朝廷輸掉大名府之戰被迫向同舟社割地求和後，被東平府和開德府相夾的濮州便成了大宋的最前線。

此後，朝廷在濮州投入巨量人力物力，修築了大量的烽堡，並參照河北路御遼故事，於邊境興修溏泊工事，以期防住同軍的炮營長驅直入。

至於此舉對攻堅能力極強且配有專業工兵營的同軍來說，究竟有多大的作用，也只有經歷了大戰的檢驗才能知道。

隨後，大同帝國以各種藉口屢屢挑起事端，數次經開德府南下威脅開封府，位於開德府東側的濮州軍民也一再受到驚嚇。

但同軍似乎對近在咫尺的濮州並無興趣，數次南下都只是分出少量兵力向東牽制當地守軍，而沒有進入濮州境內一步。

其實，同軍的行動異常很容易理解。

同宋兩軍戰力相差巨大，優勢方的同軍根本不懼來自側翼的襲擾，而弱勢方則只敢躲在烽堡城池中瑟瑟發抖，更不敢挑撥強大的同軍。

既然由開德府直接向南攻入滑州就能順利威脅開封府，同軍又何必多此一舉，再攻打東面的濮州呢？

形勢如此，濮州的戰略地位便尷尬起來。

確認京東西路的防禦體系無法對開德府方向的同軍形成有效牽制後，大宋朝廷索性大幅度削減了投向濮州的戰略物資。

宋軍計程車氣和戰力一直都是靠真金白銀來維持，朝廷大幅削減防務開支的結果，便是分潤到各級將校和底層丘八們手中的錢財急劇減少。

濮州守軍之前本來就是做個樣子應付差事，這下連差事都不願應付了。

一些人將手伸向有限的防禦工事維護經費上，更多的人則對大同的滲透視若無睹。

也就是徐澤考慮到濮州離開封府太近，不想過度刺激趙宋君臣脆弱的神經，才沒有讓共建會的活動公開化。

身在資訊閉塞的後方，平頭百姓有可能會被官府的宣傳矇蔽。

但處於一線的濮州軍民卻有自己的眼睛和鑑別力，同宋兩國誰強誰弱，在那邊的日子更好過，百姓們自有判斷。

隨著大同取代大宋的形勢越發明朗，私下“通同”的濮州軍民也與日俱增。

而在朝廷遷都之後，更是有失去控制之勢。

襲慶府之亂表面看是知府徐處仁尸位素餐不修戰備，守軍貪生怕死無膽迎敵，讓一個並不大的仙源縣突發事故都能引發舉府兵馬潰逃的惡果。

實際卻是宋軍深入骨髓的懼同情緒在朝廷主動遷都避敵後的大爆發。

堂堂天子與袞袞諸公都沒有直面大同帝國的勇氣，憑什麼要求賤如罪囚的底層丘八們將自己的腦袋送給註定打不贏的敵人砍？

因而，襲慶府的問題絕非個案，同樣處於大同帝國半包圍的濮州肯定存在類似的問題，差的只是另一個“仙源縣之亂”讓守軍解脫罷了。

濮、濟兩州相連，剛剛接下經略濟州、單州、濮州和廣濟軍四地重任的大宋新任京東西路經略副使蘇遲對濮州的情況自然不太陌生。

為了不讓濮州成為下一個襲慶府，其人走馬上任後就立即著手整頓其地的防務。

大戰將起，蘇副經略使也不敢玩太大的動作，只是小範圍內輪戍濟州與濮州兩地的軍隊，並嚴格控制補給以向濮州守軍略微施加壓力。

行政上，則嚴令濮州各縣鄉重新建立早已名存實亡的保甲制度。

蘇遲雖有為大宋盡忠之心，卻不是傻子。

其人非常清楚大宋積重難返，沒有朝廷大軍來援京東西路根本守不住。

實際上，蘇遲就沒有指望經過短時間的整頓，濮州守軍便能血戰不退擋住同軍。

其人只希望他們老實守住防區，同軍沒進攻前別自己嚇跑自己，若是遭遇同軍入侵，起碼要先向濟州發出預警再逃。

至於之後的事，也只能盡人事聽天命了。

大同正乾皇帝釋出《討宋檄文》並御駕親征的訊息傳到濟州，蘇副經略使就知道為國盡忠的這一天終於要來了。

《討宋檄文》釋出的第三天，同軍第四軍就由開德府自西向東攻入濮州鄄城縣境內。

用“攻”並不準確，因為這期間沒有發生任何戰鬥。

宋軍的守烽官兵發現同軍大部隊開來，當即點燃了烽火，算是對得起大宋發的軍餉了。

隨後便大開堡門，丟掉武器出堡有序列隊，老實等待同軍接收。

訊息傳至濮州治所鄄城縣，僅有極少數外地官員隨知州老爺逃跑，其餘絕大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