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高的理由，都改變不了其就是利益調整的事實。

大宋國力窘迫至此，靠小打小鬧已經無力挽救時局，必須大刀闊斧地改。

靠壓榨小民自然不行，大宋對小民的壓榨已經夠深了，再榨也榨不出二兩油，還有極大的穩定風險。

因而，神宗皇帝只能向特權階層開刀，剝奪他們的部分利益以補足國用，且這一“部分”並不小。

威望最隆的太祖皇帝都不能辦成的事，沒什麼威望的神宗皇帝能辦成？

所以，結果早已註定。

熙豐變法最終失敗，其實與拗相公王安石用人不當沒有根本上的關聯，與神宗皇帝天不假年英年早逝使得大業半道而殂也沒多大的關係。

只因反對力量太過強大，而大宋這種畸形政體根本沒有自我革命的可能。

熙豐變法雖然失敗，本就是為了各自利益而戰的新舊黨爭卻沒有就此停止，反而愈演愈烈，最終演變為一方主政必然盡廢另一方之法，並驅逐對方所有朝臣。

趙佶改元崇寧，其實就是“靖中建國”的美好設想已經破滅了，新舊黨爭充斥每一次朝議，換誰也受不了，只能“崇寧”。

其人逐漸意識到在熙寧變法以前，皇帝凌駕於所有臣子之上，即便朝中有黨爭，皇帝也只是超脫於外的裁決者。

但經過熙豐變法、元祐更化、紹聖紹述的連番折騰，大宋皇帝已經事實上與執政派聯成了一黨，不再具有超越的地位。

要想做事，就不能再有幻想，必須乾坤獨斷，一意孤行！

當然，皇帝無論如何也不能親自下場，必須有白手套。

神宗有王安石，哲宗有章惇，而他趙佶有誰？

其人開始頻繁流露欲修熙、豐政事，再振大宋的志向。

起居舍人鄧洵武身為天子近臣，明白了趙佶的志向，趁機進獻《愛莫助之圖》以獻，極力向道君推崇蔡京。

蔡京搖擺於兩黨之間，名聲早臭了，還因為黨附向太后，被親政後的趙佶貶斥過。

但道君為了自己的大志，還是決意啟用其人。

先拜尚書左丞，隨即又取代曾布為右僕射。

制下之日，賜坐延和殿，命之曰：“神宗創法立制，先帝繼之，兩遭變更，國是未定。朕欲上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之？”

蔡京宦海沉浮數十載，閱人無數，早練就了一雙識人慧眼，自然能夠分辨皇帝這話是出自真心，還是耍嘴皮子，也知道皇帝究竟需要什麼。

其人當即頓首謝恩，表示願為天子盡死。

未過多久，道君便進蔡京為左僕射，開始了這對君臣長達二十多年的合作與鬥爭。

蔡京主持的很多改革受到了有識之士的抵制，甚至是人身攻擊。

但其遭遇與數十年前得神宗皇帝支援的王安石相比，並無本質上的區別。

都是打壓寄生在王朝肌體上的吸血蟲，從他們手中奪取財源用於富國強兵，以挽救大宋不斷衰敗的命運。

因而受到舊黨或者說利益既得群體的抵制、汙衊、彈劾再正常不過。

只不過，拗相公王安石行得正坐的直，政敵很難對其進行人身攻擊。

而蔡京此人簡直就是標準的奸臣模板，隨便找找都能找出一大堆。

其人上位之後，彈劾就沒中斷過，承受了利益既得群體絕大部分的火力。

道君則躲在幕後，透過數次罷相，既拿捏有些飄起來的蔡京，又能保證新法在磕磕跘跘中不斷推進。

趙佶登基以來，大宋王朝國土未增而賦稅不斷增加，這些錢財除了供其人揮霍享受外，也做了很多管長遠的實事。

比如改革科舉制度，繼續實施王安石改革時就已經設立的三舍法，並大力推廣縣學、州學、太學三級官辦學校等。

其目的都是為了抵消大族的教育資源優勢，讓知識下沉，進一步大宋王朝的擴大統治根基。

而在全國範圍內大力建設居養院、安濟園、漏澤園等“從搖籃到墳墓”的福利救濟制度，更是開創性的善政。

君臣二人聯手，不僅有富國和惠民之政，還有強兵之舉。

崇寧四年，趙佶下詔改開封府界為京畿路，並於京畿四面置四輔郡。

以拱州與潁昌府、鄭州、開德府共同為東、南、西、北輔，每輔屯兵二萬。

大宋執行強幹弱枝的國政，設定四輔，就是加強國家防禦力量。

原本禁軍巡夜打更每月給錢五百，在蔡京的主持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