訂閱說明：本章論述性的篇幅較長，且小說家之言，也就那麼回事，請謹慎訂閱。

……

自隋唐開科舉後，便有“三十老明經，五十少進士”之語，非常生動地反映了科舉之途的難度極大，很多人考到老都未必靠得中。

對動輒四五十歲才能殿試高中而出仕的“正途”官員而言，讀書時間比當官時間更長才是人間常態。

教主道君皇帝御極二十五年，比很多科舉出身官員的政治生命都長。

其人又聰明絕頂，政治手腕相當了得，多年下來，透過蔡京等白手套一再掀起朝堂爭鬥，硬是將朝臣被換了一茬又一茬。

最終，充斥朝堂的臣子基本成了趙佶一手提拔起來的應聲蟲。

其人的地位因而極其穩固，就算這些年來一再作死，臣子們頂多是變著法地勸諫，卻沒人敢提出換皇帝的建議。

若不是趙佶懼同入骨，在大同帝國入侵的關鍵時刻自己拋棄了天下，李綱、吳敏之流即便能力再強，蹦噠得再歡，也奈何不了其人。

趙桓剛被立為皇太子時，蔡京進獻了一套大食玻璃酒器，以與儲君拉好關係，趙桓也非常喜歡。

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陳邦光卻趁機進言，說是蔡京故意以寶物迷惑太子心智，趙桓怒而砸爛了這套酒器。

未過多久，天子便下詔令陳邦光提舉洞霄宮，池州居住。

有此事可見趙佶對一切可能危及自己皇位的人都和事都極為敏感。

趙桓雖然做了十幾年的儲君，根基卻非常淺薄，被道君和臣子們強行推上大位，談掌控朝堂，純粹就是個笑話。

其人並不傻，或者說為其出謀劃策的臣子們並不傻，清楚登基之初絕不能輕易處置道君留下的寵臣，就算有“民意”加持也不行。

因而，趙桓僅僅是下詔將西城括田所之前搜刮的田地返還給“百姓”，並沒有處置陳東上書所列“六賊”中的任何一人。

效果卻格外好，當即贏得一片歌功頌德之聲——不只“倒道派”。

表面看，是天下人看到了新君不同於舊皇，確有革除天下積弊的大決心，大宋中興有望，而自覺為其造勢。

實際卻是另有隱情。

無論從哪方面講，趙佶都是昏君無疑。

但昏君也分很多種，他就是那種智商極高且志向遠大的昏君。

沒錯，教主道君皇帝很有志向。

其人登基後，選用的第一個年號為“靖中建國”，本意就是努力化解新舊黨爭，營造上下一心的局面，以統合力量振興大宋。

只是，這個年號僅用了一年，就換成了“崇寧”。

不再求靖中，只想崇寧，很直觀地反映了趙佶治國理念上的轉變。

崇寧元年，趙佶親政一年多，驅逐了權相章惇，啟用韓忠彥、曾布等人，基本穩定了政局，欲要有所作為。

但放眼大宋，卻是一副行將就木的爛攤子，根本無法承載其人的勃勃雄心。

大宋脫胎於混亂的五代，本就先天不足。

宋太祖趙匡胤杯酒釋兵權被後世視為寬和典範，但其本質卻是皇帝以富貴爵祿收購軍頭們手中的兵權。

換句話說，就是掌兵重將們“自廢武功”，再不能重複“天子兵強馬壯者為之”的五代歷史，趙匡胤則給予他們不用打打殺殺也能富貴數代的特權。

得國過易，建國的過程中又缺乏“戰鬥性”，便使得大宋接受了五代遺留的諸多社會矛盾。

而趙匡胤的繼承者們除了神宗趙頊和道君趙佶兩個另類外，其餘人皆充分繼承了太祖皇帝“寬和”的性子，不斷向特定的群體讓渡國家利益。

最終，打造出了歷代以來獨此一份的“天子與士大夫共治天下”。

如此，各種特權階層不斷膨脹並瘋狂攫取國家財富，沉重的社會矛盾讓立國僅僅數十年的大宋提前進入了白病纏身的暮年狀態。

早在仁宗時期，范仲淹、韓琦、富弼等人就主持實施了“慶曆新政”。

“慶曆新政”僅僅是微小的政策調整，就因為觸犯了太多人的利益而受到極力抵制，最終慘淡收場。

此後，又拖了二十多年，到神宗即位，大宋的財政問題已經極為嚴重，虧空多達一千多萬，就連英宗的葬禮都辦得極為寒酸。

並不是神宗皇帝好大喜功想改革，而是大宋已經到了不改革則破產甚至亡國的窘迫境地，不得不改，不敢不改，不能不改。

但改革冠以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