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政治聲望後，便改擷景園為寧德宮，準備給自己的老子居住。

其人隨即派遣徽猷閣待制宋煥（實際是“日奐”兩字連為一字，打不出來〉奉表道君皇帝行宮，迎趙佶返回臨安。

隨後，又遣尚書右丞李鄴為道君行宮奉迎使，繼續催促太上皇北上。

但趙佶大略是清楚自己回到臨安將會面對怎樣的命運，死賴著不願回來。

其人並不是一個人在外逍遙，為了養活龐大的隨從隊伍並繼續維持自己的奢靡生活，只能截奪本地財賦。

甚至，在同宋兩國大戰臨安朝廷無暇顧及自己期間，趙佶還擅自任命了一些官員，以方便控制地方，排程物資。

正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君。

趙佶已經交出權柄，便不再是一言九鼎的皇帝，沒有了生殺予奪的特權。

任其長期滯留在外，就有再立朝廷分裂大宋的風險。

一旦發生這樣的事情，其危害可就要遠遠超過大同帝國的討伐了。

陳過庭這個建議合情合理，趙桓的安排也無可挑剔。

李綱乃是為大宋江山不顧己身的社稷之臣。

當初國家危難，就是他將太上皇趕下了皇位，並扶今上上位。

趙桓再派其人將道君迎回京師關起來，也是朝中能夠想到的最佳人選。

自楊世可兵敗，种師道頂鍋被罷後，李樞密就已經知道了自己的結局。

知樞密院事後，其人便極少對朝堂之事發表意見，算是已經做好了淡出大宋政壇的各方面準備。

李綱受領任務後，只是請皇帝御筆書寫就《迎道君表》後，便收拾收拾行裝義無反顧地趕往江陵，前去硬剛滿朝文武皆不敢直接面對的道君趙佶。

而在其人離開臨安的次日，監察御史餘應便在朝會上面奏天子，言：

“臣聞舜既受命誅四凶，而天下服者，何也？以其用刑輕重當於人心也。

……今彥、安中、師成或殄或竄，而京、貫、攸尚從輕典，罰之不同如此，此軍民之所以憤怨，士論之所以喧沸，而陛下有刑失之譏，大臣有庇奸之謗也。

伏望睿慈，大正典刑，放京、攸於南荒，梟貫於東市，以慰宗社之靈，以決天下之望……”

左司諫陳公輔也出列求奏，言蔡京父子“邪佞奸險，能為身謀，則舉朝公卿，無出其右者。若使其遲留畿甸，他日奸謀復肆，群臣皆樂附之。”

其人言畢，其餘朝臣大多也盡皆附和，大談“攸果入都城，則百姓必致生變。萬一驚犯上皇屬車之塵，則坐不預言之罪”。

眾臣不約而同地選在同一天向依附道君的蔡京等人發難，極盡危言聳聽之能，想以言語煽動皇帝對這些奸佞做出最狠的懲罰。

趙桓不清楚這些臣子私下有沒有串聯，卻發自本能地對他們的話持懷疑態度。

其人想到了當初陳東以懲處奸臣之言煽動市民暴動之事，總覺這些臣子對奸臣如此賣力喊打喊殺暗藏禍心。

當然，一片喊打喊殺中，也不是沒有不同的聲音。

太宰吳敏便認為太上皇尚滯留在外，朝廷就急著處置其身邊的寵臣，擔心這些奸佞會狗急跳牆，行那不測之事。

吳敏的本意其實是害怕朝廷倉促行事，會導致與自己一條繩上的李綱遭遇不測。

但傳入皇帝的耳中，卻是另一層意思。

趙桓原本還有些猶豫，聽了吳相公“不測之事”的言論，反而有了異樣心思。

大宋天子乃制曰：

“蔡京可責授崇信軍節度副使，德安府安置；攸先已降大中大夫，為勸上皇北歸，特依已降指揮，令前去侍省。”

事實證明，李綱不愧為道君剋星。

其人南下不足半月，太上皇趙佶便老實隨其返回了臨安。

天子乃賞李綱功，任命其人為淮南東、西兩路宣撫使，並以御史中丞許翰代其職。

許樞密上任後，接連上了兩道奏疏：

其一，不當解种師道兵柄。

其二，聞東京軍民不肯割地，願輸租賦，代割地之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