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天接連降下異象示警，很自然會引來一眾言官“星象垂戒，切自警畏，內修德，外修政，進君子，退小人”之類的上書。

趙桓除了沒做到如其老子那般親自上陣敬天之誠外，該做的真的已經都做了。

無奈之下，其人只能下詔罷都水、將作監承受內侍官。

實際上，自太學生聚暴民屠內侍後，作為天子耳目皇帝私奴的內侍已經很少有人敢出宮辦事了。

趙桓此舉其實是以詔令形式正式剝奪了內侍作為皇帝耳目的功能。

都已經眾正盈朝了，天子還派內侍為承受監察地方，這是信不過誰呢？

然而，僅僅過來一個多月的時間，上天又降下異象。

八月七日，又彗出東北，長數丈，掠帝座，掃文昌。

趙桓這回沒轍了，只能詔以彗星避殿減膳，令從臣具民間疾苦以聞。

要不怎麼說得民心者真王者呢？

趙官家為天下蒼生做了這麼多實事，關鍵時刻自然會有忠心臣子為其解憂。

御史中丞陳過庭便及時上奏，言：“彗出東北，應在偽同，此乃亂賊將衰之兆，非大宋之憂也。”

眾臣皆以陳中丞之言甚妥，併為天子賀……

大宋的面臨的窘境畢竟是內憂外患相互疊加，相較而言，外患比內憂更加嚴重。

因而，朝廷在下大力解決內患的同時，也沒忘了應對外患。

四月十八日，應眾臣反覆上書之請，趙桓下詔加种師道太尉、同知樞密院事、荊湖北路宣撫使，命其招撫蠢蠢欲動的鐘相。

四月二十八日，詔有告奸人妄言同軍復至以恐動居民者，賞之。

同宋兩國剛剛發生的大戰中，不僅有梁方平、何灌等部宋軍望風而逃，還有不少上戶人家聞同軍至而棄家奔走。

甚至在同軍退兵後，臨安城中還兩次因同軍復至謠言導致城中居民爭相逃亡。

大宋軍民懼同入骨由此可見一斑，且短期內也沒辦法消除這種負面情緒，那就只能以嚴刑峻法盡力壓制了。

四月二十八日，令在京監察御史、在外監司、郡守及路分鈐轄以上，舉曾經邊任或有武勇可以統眾出戰者，每人舉二員。

四月二十九日，詔三衙並諸路帥司各舉諳練邊事、智勇過人並豪俊奇傑、眾所推服、堪充統制將領者各五名。

顯然，宋軍懼同皆不敢戰，指望重賞之下必有勇夫已經不現實了。

趙桓不得不轉而求其次，看能不能“眾推之下有勇夫”。

五月初二，詔天下有能以財谷佐軍者，有司以名聞，推恩有差。

四日後，朝廷下詔重申銅禁之令，並禁以金銀做飾物。

這也是題中應有之意，國家財賦日窘，已經沒人能開源了，節流也有限度，怎麼辦？

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大宋現在的問題是連年征戰連番大敗，既無足食，也無足兵，民更不信朝廷。

這兩道詔令也算不是辦法的辦法，至於會不會造成地方官府趁機勒索百姓，或軍隊與地方豪強相勾結等問題，則不再朝廷考慮的範圍內。

一切的一切，都只有先度過了眼前的難關，挽救了大宋國滅的命運再說。

五月初五，以少傅、安武軍節度使錢景臻，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劉宗元，併為左金吾衛上將軍。

以保信軍節度使劉敷、武成軍節度使劉敏、向德軍節度使張矰、岳陽軍節度使王舜臣、應道軍節度使朱孝孫、瀘川軍節度使錢忱併為右金吾衛上將軍。

這些人中，除了王舜臣是神宗朝確有戰績的將領外，其餘大半皆無從軍經歷，而且都是年過七旬的垂垂老者。

如錢景臻，便是吳越忠懿王錢俶第七子錢惟演孫，錢暄之子，其人最大的“戰績”便是尚仁宗之女魯國公主。

此舉如其說朝廷任用重將，還不如說是天子作出的與眾權貴共生死的姿態。

五月二十七日，詔天下舉習武藝、兵書者。

六月初三，又令中外舉文武官才堪將帥者。

典型的國難思良將，或者說口渴得快死了才盼著挖井。

至於結果，肯定是有一點結果的，但也只有一點而已，出現的問題卻更多。

七月中旬，福州軍叛亂，知州李延俊死於亂兵之手，朝廷急命劉頷討平之。

半個月後，因圍困光州李成的勝捷軍軍紀混亂，淮南東、西路宣撫使李綱斬殺御下不嚴的統制官焦安節以振軍紀，卻不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