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又詔諸地抽調兵馬八月份趕至行在，後期者必誅。

別管這些措辭極為嚴厲的詔令能不能真兌現，至少朝廷不需要再小心捧著這些丘八們，可以說狠話了。

在趙構等人的共同努力下，新宋政權終於度過了最危險的初創期，內政逐步走向正軌，軍隊整肅也開啟了缺口，全國上下都在積極應對未來的立國之戰。

這段時間，北面的大同帝國也沒有閒著，同樣在抓緊時間消化新擴張但領土，並積極做著新的戰爭準備。

最先完成擴張，並結束大規模治安戰的是淮南兩路。

其地之前就被共建會滲透得相當厲害，大戰開始後，同軍兵分三路攻城拔寨，對各地的軍事掃蕩相對來說也最徹底。

隨著共建會基層組織搭建，並完成比較深入的重新編戶後，趙宋遺留下來的匪盜、潰兵便再難在幾乎沒有高山密林可以躲藏的淮南地區立足。

第一階段初見成效後，大同淮南巡撫使司再接再厲，開始推行以土地政策為核心的社會改革，此舉卻遭到了真、揚等繁華州縣的守舊勢力強烈抵制。

只是，大同帝國如今消化新佔領區的政策和經驗已經非常豐富，只要不是盲目擴張，配套力量也能及時到位，絕不會被任何形勢的抵抗難倒。

在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面前，這些螳臂當車者連僅僅掀起了一點小小的浪花，就被大同帝國的專政鐵拳砸得粉碎。

而在兩浙路，第六軍關勝部的進展也不太順利。

兵部雖然早就給了關勝第六軍的編制，但其部駐守在距離本土千里之外的飛地明州，補給不便，實際員額很少。

直到第二次討宋之戰前，第六軍僅落實了兩個師加一個營的兵額。

其實，以這些兵力擊敗孱弱混亂的兩浙各地宋軍，基本沒有難度。

但同宋兩國當治政基礎相差天壤，要想在戰後切實掌控全路兩府十二州七十九縣，並擋住宋軍隨後的反撲，僅靠這點人顯然不夠。

方臘之亂後，不僅宋廷明顯加強了對兩浙路的控制，其地士紳階層出於自身利益和安全考慮，也加緊了對底層泥腿子的經濟和思想管控。

特別是將造反起家的徐澤和前些年殺人如麻的方臘相提並論，對沒有親眼見識過同軍行事的底層百姓來說迷惑性極大。

除了深受同軍影響的明、越、杭、秀四州外，其餘各地要想再建一套基層組織並徹底消化，同軍要做的工作就多了去。

這也是第二次討宋之戰進入尾聲時，徐澤命兵部增援第六軍兩個師的主要原因。

不過，既然早些年借方臘之亂播下了火種，自然不會真的被反動勢力徹底撲滅。

當魯智深率軍攻入睦洲後，徽州本已銷聲匿跡數年的方臘殘黨龐萬春部再次舉旗，迅速攻陷績溪、歙縣、休寧等縣。

隨即，其人又主動迎接同軍入境，並自願接受整編。

總體來說，是非公道自在人心。

兩浙路的反動勢力雖然頑固且極其狡猾，善於忽悠底層百姓。

但只要大同的社會基層組織順利鋪開，讓飽受壓迫的底層百姓看到大同完全不是趙宋官府宣揚的那樣後，他們反而會在很短時間內轉化為最堅定的支持者。

相對而言，只在幾個關鍵節點爆發有限戰鬥的京西兩路情況反而要複雜得多。

不管是趙宋守舊勢力的總巢穴河南府，還是地處深山之中交通極其不便的金、均、房等州，都是大同短期內難以消化的硬骨頭。

不過，正乾皇帝最重積累，且正當壯年，有足夠的耐心打天下，更有耐心治天下。

其人給新任京西南、北路巡撫使龔孝序的指示便是基礎建設優先，五年之內逐步完成治下社會改革，勿需急躁。

大同的國政向來是對事不對人，只要切實掌握了社會底層，再從決定一切經濟基礎的“生產資料”入手，就能以堂堂之政碾壓一切魑魅魍魎。

其實，最先提出以數年時間逐步消化京西兩路的大臣，正是龔孝序本人。

其人無論資歷還是威望，皆是少數排在趙遹之後的大臣，有望衝擊首任內閣總理之職，因而前段時間非常活躍，頻頻上書，所獻治國之策也頗得帝心。

於是，正乾皇帝便委其以京西兩路巡撫使的重任。

龔孝序求仁得仁，再次獲得了施展抱負的機會，也終於從差點衝昏頭腦的宰相夢中醒了過來——皇帝陛下根本沒有徹底放權的打算。

儘管大同帝國內閣的編制這幾年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