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宋太宗皇帝趙光義滅掉北漢後，不顧眾臣反對，強行北伐，硬是將開國精銳兵馬大半葬送於高粱河。

七年後，其人又趁著遼國新君初立內部不穩之機，再命三路大軍北伐。

結果，還是慘敗。

此後，宋遼兩國攻守易勢。

這期間，白藤江之戰交趾獨立，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等戰党項坐大，蜀地又爆發王小波、李順起義，嚴重打擊了趙光義的個人威望。

為了自己的帝位穩固，其人只能不斷強化守內虛外和以文馭武的國策，逐步削奪軍頭的權力，使得向來有造反傳統的軍隊戰力盡廢，再無法對趙氏江山造成嚴重威脅。

等到趙光義死去，大遼為報復大宋屢次興進犯而大舉南下時，大宋軍力不振的問題便顯露無疑。

遼軍連戰連捷，鑿穿了河北路，兵鋒直抵澶州濮陽縣城下。

危急之時，集賢殿大學士同平章事寇準的力勸真宗皇帝趙恆御駕親征，宋軍士氣復振，守住了搖搖欲墜的防線。

遼軍則因孤軍深入，戰線拉得過長補給困難，又攻擊守阻，情況相當不妙。

不過，宋軍雖然主場作戰，而且人數比敵人更多，卻是守城有餘攻擊不足，想趕走戰力強悍的遼軍同樣不容易。

遼國承天太后蕭綽意識到繼續對抗下去於兩國都不利，乃主動釋放和談的善意，最終與大宋達成澶淵之盟。

從此，兩國結束了長達二十五年的戰爭狀態，並開啟了此後一百多年的和平時代。

宋遼兩國簽訂盟約後，遼軍主力如約班師回朝。

但一些隨主力南下的部族武裝還沒有撈夠錢財不願意就這樣走，仍賴在河北各地劫掠，趙宋朝廷乃以大軍“護送”。

如今，同宋兩國簽約後，正乾皇帝就立即分批退兵，卻又沿途招攬官吏百姓，嚴重擾亂了各地社會秩序，與當年遼人南下時情景看起來有幾分類似。

李綱以澶淵之盟舊事上書，實際是建議皇帝派大軍驅逐行動拖拖拉拉的同軍，必要時打幾場反攻，如果能夠趁機奪回失地那自然再好不過。

同軍這次入侵來勢極為兇猛，眼看就要攻破大宋國都臨安城，趙桓冒險出城見了徐澤一面，才乞求對方放過自己一馬。

現在，局面佔優的正乾皇帝主動撤軍，趙桓好不容易才鬆了一口氣，打心底裡不願再招惹強大的同軍。

兩國議和之後，其人便聽取了部分臣子的建議，下詔追封范仲淹為魏國公，追贈司馬光太師、張商英太保，併除元祐黨籍學術之禁。

此詔絕非小事，而是對道君二十多年殘酷打壓正派士大夫的撥亂反正，代表著大宋朝政將要再次由新到舊的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是極為強烈的政治訊號。

詔令一下，眾多正派臣子就爭相上表為皇帝歌功頌德。

同軍尚未退去，趙桓便被臣子們捧到了挽救江山社稷和百年國運的神壇。

其實，趙官家並沒有這麼複雜的想法。

其人只是單純地認為自家老子信用新黨開啟黨禁，才致大宋江山殘破到如今這一步，也讓朝野內外對他罵聲一片。

既然新黨解決不了大宋的問題，那便讓舊黨再次出來執政。

親賢臣遠小人能不能治好國，暫時不知道，但至少能讓他落個“好皇帝”的名聲。

其實，絕大部分能力超群抱負遠大的君主並不在乎臣子們對自己的評價。

君與臣，本就是對立又合作的主從關係，君主的抱負應該是名垂千古的歷史功業，而非非狗屁不是計程車林輿論。

但對趙桓這等根基淺薄的又缺乏政治手腕的皇帝來說，士林輿論就非常重要。

沒有“真正的賢臣”支援，一幫尚未出仕的太學生就能以輿論裹挾民意，對其指手畫腳，甚至肆意屠殺傳詔內侍，並逼迫皇帝任用他們認為必須重用的賢臣。

現在，天子剛剛下達追封舊黨魁首的詔書，就立即受到大批臣子的擁護。

這種擁護不僅是口頭上的叫好，還有實實在在的利益交換——部分臣子便上書請求天子懲處暴民重振朝綱。

這正是趙桓需要的輿論，其人當即順應民心，詔誅當日士民暴動殺死內侍的為首者，並禁士民伏闕上書，廢除因戰爭需要向百姓敞開的苑囿宮觀之令。

如此，君臣各取所需上下一心時，李綱卻建議追擊同軍。

趙桓擔心由此招致急於穩定內部的群臣反對，拿不定主意，只能向作戰經驗最豐富的軍帥种師道徵詢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