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京東東路士子拋下矜持，主動為同舟社的人才戰略搖旗吶喊之前，徐澤就已經在思考同舟社未來的人才戰略了。

深入治理河北兩路需要更多的人才，不久之後將要開啟的北伐同樣需要大量的行政人才治理新徵服的地區。

這些人才還不能等到打完了仗有了新地盤，再臨時招募，那樣做的效率很低不說，同舟社獨特的管理體系也不允許這麼做。

同舟社的治理體系更加深入社會底層，也對管理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倉促之間招一批只會吟詩作賦當官老爺的人才管理地方，不僅發揮不了應有作用，還會壞大事。

與趙宋置換人才的做法也是可一不可二，趙宋自身都缺幹實事的人才。

要有效解決人才匱乏問題，並保證組織的持續活力，就必須形成勢力自身的人才培養、選拔、使用、管理長效機制。

在這個問題上，徐澤並沒有標新立異，他給出的解決方案還是科舉選官。

科舉的本質是設科考試、舉士任官，國家透過考試的形式篩選政權所需的人才。

事實證明，這套制度因考試的侷限性，會有很多弊病，但廢除這套制度，產生的問題會更多。

考試並非是最好的選才方式，卻是可操作的最公平選才方式，一直到徐澤穿越過來的後世，考試仍是選拔人才的最常用手段。

那個時代的人才選拔，也仍然是“新科舉”。

同舟社舉辦科舉，主要問題有兩點。

一是考什麼。

趙宋進士科最初考帖經、墨義和詩賦，弊病很大。

導致進士以聲韻為務，多昧古今；明經只強記博誦，而其義理，學而無用等問題。

王安石當政後，對科舉考試的內容進行改革。

熙寧八年，神宗皇帝下令廢除詩賦、貼經、墨義取士，頒發王安石的，確定以論、策取士的方針。

並把、、、、稱為大經，、稱為兼經，定為應考士子的必讀書。

規定進士考試分為四場：一場考大經，二場考兼經，三場考論，最後一場考策。

殿試僅考策，限千字以上。

後來舊黨當政，因為黨爭，被取消，科舉的內容也隨之多次變化。

有時考詩賦，有時考經義，有時兼而有之，變換不定。

趙佶登基以後，大略恢復王安石時的做法，又因為皇帝的個人愛好，增設了畫學，並將之正式納入科舉之中，是最早的國家級“藝考”。

很明顯，以天下大同為己任的同舟社暫時還沒有自己的“經”，自然不用考經義，畫學這種用於裝點盛世的“藝考”也不是現在該考慮的內容。

而只考策、論的話，書院教授的大量自然學科內容又沒法在考試中得到檢驗，考試內容必然要折中選擇。

二是怎麼考。

不管哪一朝的科舉，都是朝廷透過考試的手段選拔自己需要的人才，而不是挑選讀書的尖子。

說白了，你讀書再厲害，做不了實事，做不了朝廷需要你做的實事，都不是朝廷需要的人才。

儘管絕大部分情況下，讀書厲害的人考試通常也厲害，但把讀書的能力和做事的本事結合起來，透過考試選拔會做事的人才，才是統治者設計科舉制度必須考慮的內容。

大概因為時間尚短，經驗還不足，又或許的基數還小，沒有形成數量優勢，經過這幾年的實踐，同舟社透過書院培養了大批中低端技術人才，但培養的管理人才始終很低端。

而未經書院培養的舊行政人才在執行政令中的表現，也不見得比書院出來的“放心”人才更差。

也就是說，透過書院批次培養同舟社事業接班人的計劃實際上破產了。

至少，當前階段，同舟社的書院還是無法承擔批次培養人才改造社會的重任。

在以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同舟社還是要新舊人才並用。

既要進一步普及基礎教育，擴大書院規模，以增加新人才的培養力度，又要用好轉化好舊人才，科考則是將二者聯絡起來的橋樑。

同舟社組織的科舉當然要傾向於“書院系”，如此才能逐步擠壓各種私學的生存空間，並順利推廣“統編教材”。

但又不能讓書院學生產生入了書院就“包教包會包分配”的錯誤想法，必須給他們一定的壓力才行。

徐澤先是讓教曹拿出同舟社科考方案，結果陳集鼓搗了好幾天，拿出的方案卻相當乾癟，被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