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軍主帥李察哥利用賀蘭山和黃河相夾的有利地形圍住了“輕敵冒進”的同軍木麻部，在戰術上可以說相當成功。

可惜，面對大同的國力和戰力碾壓，一兩次成功的戰術根本無法挽救戰略上的被動。

此戰中，夏軍憑藉十倍於敵的雄厚兵力，向木麻部發起了多輪猛烈攻擊，卻受限於兩軍的巨大戰力差距，遲遲都沒能破開同軍嚴密的陣型。

就在李察哥見勢不妙急命麾下與敵人脫離接觸時，同軍的援軍卻趕了過來。

木麻趁機展開反攻，拖住了士氣已竭的夏軍。

當斷不斷，必受其亂。

知兵善戰的夏國晉王李察哥果斷放棄了與敵糾纏在一起的人馬，只帶部分精銳立即撤退。

這個決定為夏國保住了將近兩萬的精銳兵馬，也將為國血戰的忠勇將士推入了火坑。

先被同軍內外夾擊，再遭主帥出賣，夏軍的殿後部隊很快就地崩潰了。

順州之戰，同軍殲滅及俘獲夏軍五萬餘人。

而在此之前，宋軍攻入西壽保泰軍司的訊息也傳到了興慶府，夏人終於嚐到了背信棄義趁火打劫的惡果。

壞訊息一個接著一個，李乾順步步防守以待形勢變化的幻想徹底破滅。

而順州大敗，更讓夏國失去了賴以與同軍周旋的野戰力量。

戰報傳至興慶府，夏國小朝廷亂作一團。

有主張立即遣使入同割地乞和的，有主張遠走大漠避敵鋒銳待同軍力竭後再捲土重來的，有主張孤注一擲集中所有兵馬於靜州城下迎頭阻擊同軍的……

夏國主李乾順一生經歷了很多次的大風浪，深知臨大事不能搖擺的道理。

其人很快做出了誓死不降的決定，讓一眾觀望的臣子有了主心骨，收起了自己的小心思。

面對強敵來襲，存續了兩百餘年且亡而復生的李氏政權顯然比趙宋王朝更有韌性。

李乾順明知打不過同軍也堅決不降，不僅源於党項李氏骨子裡的桀驁難訓，更在於“地方萬里”的夏國就是一塊沒什麼肉的硬骨頭。

遼闊的疆域、稀缺的人口、落後的生產方式、野蠻的文化等等，都使得外來征服者很難在夏地建立長期穩固的統治。

大同帝國可以打敗夏國，卻別想輕易收服夏人。

夏國只要不放棄，就有翻盤的機會。

不過，站在敵對一方，具體指揮此戰的同軍統帥牛皋則有不同見解：

夏國統治者多年來窮兵黷武，對內壓榨、對外掠奪的兇殘都遠超同時代的其他政權。

其上層欠下的累累血債遲早要還，對他們來說，堅持下去也許還有活命的希望，一旦放棄，就可能遭到無情清算。

事實上，大同在新佔領地區展開的社會改革就已經證明了這一點。

相比於宋、遼、高麗等國的百姓，夏人的“戾氣”更重，更難被“馴服”。

但其國的底層百姓只要被髮動起來，就更“忠誠”，也更熱衷清算曾經殘酷壓榨自己的各類貴人——並不限於党項族。

這使得大同對夏國的消化相對來說更加簡單粗暴，效果顯現也更快。

這些底層夏人一旦沾染了貴人的鮮血，通常會變成最堅定擁護新官府統治的兵卒或共建會基層骨幹。

任何事務都有一體兩面，簡單粗暴見效快的社會改革自然也有相當大的副作用。

在一系列的清算中，夏國的“傳統文化”遭受了沉重打擊，更將部分原本可以爭取的搖擺勢力推到了大同的對立面。

其實，早在伐夏之戰開啟前，大同朝廷就專門研究了夏國的改造計劃。

同對待遼、宋、高麗內部的既得利益者一樣，胸懷天下的正乾皇帝並沒有想過要對夏人趕盡殺絕——因為根本不可能做得到。

夏國百姓，無論番、漢，只要願意放棄抵抗，大同帝國就能給其改過自新的機會。

具體政策也類似於宋、遼等國大族——分宗、遷籍。

稍有不同的一點是“改信”，或者說接受“漢化”。

李乾順親政之後，雖然反其曾祖李元昊化漢為番的舉動，大力推行漢化改革。

可這種漢化卻是出於穩定李氏政權的需要，改革也很不徹底，導致其國上下層嚴重脫節，底層夏人仍然番化很深，絕非一朝一夕可以更改。

“六合同風，九州共貫”方為大一統。

即便是小國寡民，要想長久穩定，也得有共同的文化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