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徐澤提出以“天下為公”解決同舟社為誰而建的問題時，沒人反對。

實際上，同舟社從成立開始，就一直致力於民生。

不僅解決治下百姓吃飽的問題，還在吃飽的基礎上更進一步，有了受教育的機會，還能獲得更多的出路。

同舟社旗下的共建會更是紮根最底層，始終統合公共力量。

眾人對這一點早已適應，差的只是捅破最後一層紙。

至於一些儒學功底很紮實的文官，也不會糾結這個問題。

打天下可以依靠武將，治理天下最終還是要靠文官。

王朝再如何鼎革，只要拿到了話語解釋權，很多事情都只是個形式而已。

儒家早就不是一個簡單的學派，已經融合了太多的東西，總能變成你需要的樣子。

孟子“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的論點能被時人接受且讚揚，其實源頭還在“民”的釋義上。

士大夫嘴中“民”的定義，與後世“人民”的概念是兩碼事。

當初，眾文官拿這個論點忽悠柔弱好欺的趙禎，簡直不要太爽。

旨在打擊隱田逃稅，確立梯級納稅辦法，以減輕下戶負擔的良法方田均稅法，為何會受到很多人的抵制？

就是因為其法“與民爭利”！

而趙遹更關心的，是同舟社的穩定和徐、趙兩家的安危與富貴。

至於“天下為公”這套理論，他並不是不相信。

因為相不相信不重要，短期內都不可能將其變成現實。

也不是擔心理論不成熟，漏洞太多，操作中容易翻船。

因為天下大同根本就是空想，沒有具體操作性的理論怎麼可能有漏洞？

光是完善這套理論就不知道要花多長時間，在這之前，同舟社只能按照社首的指引，繼續堅定走現在這條道路。

趙遹冷靜下來後，就明白了自己是關心則亂，要是會前徐澤跟他商量此事，絕對不至於搞出這麼大的亂子。

但社首故意不提前商量，顯然是另有圖謀。

當年在瀘南時，趙遹就已經知道論謀略玩心眼，他絕不是自己這個乘龍快婿的對手。

其實，徐澤確實是有不少想法，但主要的還是為了解決同舟社理想和目標的問題。

後世，最初提出“樓上樓下，電燈電話”的偉大目標時，很多人覺得不可思議。

結果，才過幾十年，就發現這個目標太小了！

理想必須有，說不定哪天就實現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