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罘灣碼頭。

尚書右丞張邦昌和朝請郎田慶圓滿結束登州之行，登船返回東京，徐澤親自到碼頭相送。

張邦昌此行，乃是代表朝廷授予徐澤京東東路經略副使兼知密州事之職，並當面交待了天子口諭，督促出兵的相關事宜。

徐澤拿到了同舟社當前最需要的“大義”——將造反所得的紅五營違法資產，轉為奉旨管理的合法產業之相關手續。

大宋的官職任免很靈活，並無定級定崗之說，徐澤這種正七品低階官員可權知州事，品級很高的宰執政治鬥爭落敗後，也可權知州事。

不過，二十四歲就權知州事兼經略副使，實在是太驚世駭俗了，這樣的官員以後幾十年還能怎麼升遷？

但朝廷已經沒有辦法，顧忌不上這些亂七八糟的傳統和規矩了。

京東之亂暫時是安穩下來了，劇賊李子義在連番打敗官軍後，居然懸崖勒馬，主動乞和。

但此賊願意接受招安，並不是因為心懷忠義，想在大宋統治體系中謀得一官半職，以為朝廷效力。

而是因為接連大勝後，生出了不臣之心，有了取趙氏而代之的危險想法。

賊人願意接受招安，只是為了穩住朝廷，以集中兵力與徐澤決戰。

等紅五營打敗徐澤，徹底整合京東路的力量後，必然要再次向西，問鼎東京。

而朝廷之前就已經被李子義打得沒有還手之力，更因為平定叛亂的無力表現，使得原本強力壓制的各種矛盾開始反彈，呈現內憂外患的局面。

當此之時，大宋急需徐澤這個強力打手與李子義狗咬狗，以爭取寶貴的舔舐傷口時間。

朝廷則騰出手來，先解決各地的動亂，再整合全國力量，以防範李子義的下次作亂。

但大宋禁軍已經被紅五營打出了心理陰影，即便再怎麼準備，也沒有絲毫勝算。

可以預見，一旦李子義解決了京東東路的問題，大宋覆亡就只在朝夕之間了。

因此，趙佶明知飲鴆止渴，也只能兩害相權取其輕，扶持徐澤以長期對抗李子義了。

知密州事的任命別有用意，之前徐澤就沒上這個當，狠狠地擺了朝廷一道。

因此，趙佶御筆保證了戰後三年內，密州不再派駐朝廷軍隊，以安徐澤之心。

而經略使一職，並不是常置官職，乃為京東東路的動亂狀態而特設。

也就是說，朝廷給徐澤的任命只是暫時的。

理論上講，待京東賊患平滅，社會重新恢復穩定，經略副使的官職還是要收回的。

但紅五營的實力已經急劇膨脹，僅憑登州一地之力，徐澤絕對打不贏李子義。

甚至，趙佶也沒做徐澤能打敗李逆的心理準備，只要他能夠拖住那賊子就行。

京東東路實際上已經淪為敵佔區和“他國”，祖宗家法、朝廷制度之類的，都不及一隻敢咬賊人的狗好用。

京東東路哪怕地打爛了，人死絕了，也比賊人有實力向西爭奪天下好。

為了增加徐澤的實力，讓其豁出性命跟李子義相鬥，朝廷批准徐澤立即組建二十個指揮，兵甲和糧草隨後由海運直接送到之罘灣。

趙佶還煞費苦心，特許徐澤在戰時行遣一切事務的便宜之權。

也就是說，賊人李子義未被剿滅，至少是其失去反抗能力之前，

京東東路戰區以內的官吏任免、物資調配、稅收使用等等權力，

都可以憑徐澤自決，事後上奏朝廷報備即可。

唯一一點例外：金課要按時上交朝廷。

登、萊兩州是大宋的產金重地，金歲課額佔全國總量的九成，天子特別強調兩地金課徐澤不能支配，必須上解東京。

趙佶是皇帝中的藝術家，藝術家中的皇帝，名副其實的千古雅人，並非漢靈帝劉宏那種要死了還拼命撈錢的貨色。

其人強調登、萊之金課必須上交真不是為了錢，其實是為了各項工程的裝點。

實際上，幾年前，徐澤帶著同舟社剛到登州，就特意到牟平金礦考察過。

其淘金技術比起後世電影常見的木盤淘金，似乎還要先進很多。

乃是把獨木剖開，鑿成凹槽，即製成木溜槽，由人投沙其中，沖水淘採。

金的比重高於沙土，沖水淘選的過程中便沉積在木溜槽的底部，又受到鋸紋等凹痕的阻擋，不會被水沖走，便於採集。

更妙的是這種方法為集體勞作，生產效率較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