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徐澤統帥大軍回到諸城時，京東東路的動盪已經徹底平息。

除了極少數自持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官紳找到社首，狀告長史宗澤擅權致治下民亂、李逵擅殺滅多家大戶滿門外，其餘人都明智的選擇了閉口不言。

這些告狀者並非都是惡意的“反面派”，因個人的身份不同，其目的也各異。

或是因為利益相關，不得不跳出來，不能不跳出來，不敢不跳出來；

或是為了邀名逐利，以引起徐澤的注意，好在欣欣向榮的同舟社中博取一個好位置；

或是持身以正，憂國憂民，真的為了同舟社的長治久安建言。

對所有狀告，徐都選擇了“留中不發”。

同舟社尚未建國，徐澤也不是皇帝，但在同舟社管轄範圍內，他已經是一言九鼎般的存在，任何動作都會被很多人深入解讀。

“留中不發”並不是對此事不管不顧，其本身就代表社首清晰的態度，懂的人自然懂。

經歷此次大亂之後，京東社會氛圍也沒有平亂之前那麼“和諧”了。

一些底層百姓變得更激進，而沒有參與叛亂的大部分豪族大戶則變得更謹慎。

這一點很正常，徐澤也早有預料。

潛藏在平靜表面下的，是更深的暗流，何時才會再爆發，或是在潛藏中被消滅，就看他的手段了。

詳細瞭解各地叛亂始末，並處理完這段時日積壓的政務後，徐澤就離開了諸城。

到各地檢查隨大軍北上的杭州百姓生活狀況，順便考察各地的共建會建設和稅改落實情況，同行的演出隊也帶來了新排練的節目。

社首彷彿根本不在意大戶叛亂和平亂之事，自始至終都沒有發表任何意見，但沒有意見本身就是意見。

檢查的途中，徐澤陸續頒佈了三條“社首令”：

其一，“處罰令”。

京東東路規模龐大的抗稅叛亂，也有不少官吏牽涉其中。

有些與大戶利益相連，或是大戶家族子弟，而受到叛亂的大戶牽連；

有些則是看不清形勢，兩頭押寶，為大戶通風報信，奔走呼號；

有些“心懷忠義”，不忘舊主，身在徐營心在趙……

不教而誅是為虐，徐澤雖是逆取天下的造反者，卻一直很講“規矩”。

打天下的關鍵時刻，徐澤不惜利用戰略欺騙也要爭取時間，舉辦官吏輪訓、組織巡視巡察，改革考績目標等等，以整頓吏治，取得的效果也是巨大的。

這種情況下，還有人看不清形勢，逆潮流而動，就怨不得他人了。

所有牽涉叛亂的官吏，無論文武，皆由法曹和監曹依據相關法度處罰。

同舟社的根基不在士大夫，也沒有“不殺士大夫”的“好傳統”。

不想妄丟前程和性命，就要積極適應同舟社新的生存法則，活在新世界，還想延續老傳統，談都別談！

其二，“減稅令”。

在趙宋高額的稅收基礎上，同舟社治下所有田稅削減三成，以後還要逐步論證削減相應的錢、役、獻、捐等不合理稅種。

此令惠及包含官田佃戶到大地主在內的所有階層，以佔據道義制高點，為的還是進一步強力推進梯級稅制。

減稅的目的並不是為了“藏富於民”，歷史上所有執行藏富於民政策的朝代，最終富了的都是極少數人。

而財富過度集中，官府透過稅收得到的財富越來越少，沒辦法實現社會資源的再分配，王朝便會逐漸走向死亡。

“減稅”的最終目的恰恰是透過減掉不合理的朝廷實際也收不到手苛捐雜稅，為中下層百姓增收，擴大內部消費市場，增加工作崗位和稅種，增強社會經濟活力創造條件，從而做大經濟總量，以創造更多的稅基點。

而對各行業龍頭和掌握社會財富的上層，則要透過梯級稅制收取更多賦稅，並限制其發展。

以此，雙管齊下，不斷增加政府總收入。

只有掌控更多資源的政府，才能將更多的資源投入到社會再分配中，從而達到損有餘而補不足的目的。

財富只會追逐更多的財富，這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現實。

指望藏富於民富起來的富豪們“自覺投身公益事業”，或許某些個體可能做得到，但就整個富豪階層來說，絕不可能。

稅收和再分配是延續王朝命脈的最重要手段之一，絕不能假借他人之手。

其三，“重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