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產量龐大、品質如一的商品，本身就是最好的廣告，但大批次、標準化生產肥皂，需要對溫度的精確控制。

古人早就知道冷熱的差異，但始終沒有衍生出溫“度”的概念，生產生活中對冷熱的把控，基本靠經驗。

在鍊鐵、燒瓷、熬糖、煮酒等行當，能憑火焰、水蒸氣顏色和濃度等現象把握溫度的“爐頭”“灶頭”，都是最核心的工種。

因為這些人能憑藉豐富的經驗，保證生產效率，幫助僱主穩定產出，減少損失。

同舟社的制皂產業當然不能再指望這種靠經驗的笨方法。

徐澤想到的是雙金屬溫度計，原理比較簡單，就是利用兩種熱膨脹係數不同的金屬片，合在一起作為指標，一端固定在錶盤上。

當溫度發生變化，金屬片指標就會因膨脹係數不一樣而滑動，透過指標滑動的幅度，就可顯示溫度的高低變化。

考慮到以後各種實驗需要記錄長度、重量、容積等精確數值，徐澤又花了一番功夫做度量衡的標準精細和規範。

“度”即長度，“量”為容量，“衡”即重量，“度量衡”就是分別指計量長度、容積、重量的標準或器具。

後世很多人誤以為古代中國的度量衡非常落後，其實不然。

度量衡是衡量世間萬物的標準尺度，對於規範商品交換、維護社會穩定、保證國家信用等都有著重要作用。

大宋統一天下的征程，也是統一度量衡的過程，禁軍每平定一地，朝廷就下詔頒發權衡度量，以保證全國賦稅的統一。

而且，大宋在度量衡的標準上，還有重大突破，內藏庫崇使劉承珪創制了精確到錢一級的戥子，一直用到後世。

在量器上也作了一些調整，如改秦漢以後一直為圓柱形的斛為口狹底廣形狀，而度器則多沿襲唐制，官尺由太府寺掌造。

國初，朝廷法度森嚴，多次詔令凡斛鬥秤尺須由官降法物，禁止私造、擅自增減或私置，並且在新式法物頒降之際，還要將舊器回繳，違限未毀未繳者，須處以各種懲罰。

但隨著民用市場不斷增長，朝廷開始為了創收，先是售賣官造的鬥秤升尺，後來又詔“自今官司止賣印板，令民自造升斗，以省釘葉之費”。

自此，量法開始崩壞，地方州縣官吏為了多取於民，乃私設大量和加耗。

同舟社如今只有梁山一隅之地，徐澤自然沒必要，也沒能力去操心全國的度量衡是否崩壞。

但在梁山內部的生產生活中，還是非常有必要實現度量衡的規範化和精細化。

不然的話，各類實驗都難以得到精確數值，也別想大批次規範化生產。

重量還好，戥、秤兩類衡器大到斤，小到錢，以如今的科技和生產力，已經夠用了。

至於度器，此時的長度單位已經有了寸以下的概念，如：分、厘、毫、絲、忽、微，均是十進位制，但其實都只是概念而已。

顯而易見，以此時的工藝水準，厘以下的毫、絲、忽、微還只能存在於人們的想象中，根本就沒法投入日常使用。

量器的單位有石（讀音“擔”）、鬥、升以下還有合（讀音“各”），一升為十合。

不管是常用的最小長度單位“寸”，還是最小體積單位“合”都太粗糙，均不適合作為記錄實驗資料和規範化生產的計量單位。

後世，隨著“我大清”對外戰爭的一敗再敗，國人的自信被摧毀，便是度量衡這類文明尺度也被迫與“世界接軌”，此時大宋雖然也打不過遼國，但好歹兩國以南、北朝互稱，彼此之間只是兄弟關係，遼國使用的度量衡也完全參照大宋。

若是自以為掌握了後世“真理”，便照搬後世的“厘米、克、毫升”等“國際標準度量衡單位”，是相當愚蠢的，改動過大必然會被時人牴觸，另行一套也無法與市場接軌。

後世，即便是改革開放幾十年後的中國，普通百姓也頑固地堅守著斤、裡、尺等傳統度量衡概念，而不使用磅、英里、英尺等單位。

徐澤的打算是不改變已有度量衡單位，只設計更精準的“小尺”和“小升”。

精密製造是個技術活，一般人做不了，巧的是，梁山剛好來了一個巧匠——白麵郎君鄭天壽，對於徐澤交代的這一任務，鄭天壽表示難度不大，只是需要一些時間。

應該是徐澤的亂入和真實歷史的影響，到現在為止，原劇情中早該出現的王倫、宋萬等人一直沒有影子，而這個“清風山三寨主”卻來到了梁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