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光榮與夢想》（4）

在回顧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歷史的時候，有一個細節很值得留意。在羅斯福就任總統前3個月，是德國的希特勒上臺。當羅斯福緊鑼密鼓地構想和頒佈一系列旨在穩定金融和重振經濟的政策的時候，希特勒則在一步步地構建一種極權主義的體制——製造國會縱火案，透過《授權法》，頒佈《國家元首法》。其實，當時的世界上還不僅僅只有一個希特勒。

凡研究法西斯主義的學者，幾乎沒有例外地都承認，20世紀三四十年代法西斯主義的猖獗與30年代大蕭條有著直接的關係。在亞洲，九一八事變就是發生在1931年，即大蕭條發生的兩年之後，日本由此走上了戰爭和法西斯化的道路。歐洲和南美的情況也大體類似。有人進行過統計，到1933年10月，在大蕭條的背景下，法西斯運動遍及世界上23個國家，半年後增至30個國家。1920年時，全世界原本約有35個國家擁有民選的立憲政體，到了1938年，只剩下17個國家了，到1944年，又減少到12個。

七　最重要的機遇是實現社會變革（10）

現在需要提出的一個問題是，面對“大蕭條”，為什麼不同的國家採取了不同的應對策略，並因此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特別值得追問的是，應當說，美國在這次大蕭條中受到的損失是最大的，對普通民眾生活的衝擊也是最嚴重的，當時的社會矛盾也不能說不尖銳，為什麼受衝擊最大的美國沒有走上法西斯主義的道路，而一些受到衝擊沒有美國嚴重的國家反倒走上了法西斯主義的道路？

危機成為法西斯主義產生的溫床，是不難理解的。在嚴重的危機中，經濟社會生活失控，社會政治矛盾尖銳，許多人處於絕望的狀態。在這種情況下，人們期待一種有著絕對權威的權力出來力挽狂瀾，是一種很自然的要求。就此而言，當時的美國不是沒有產生法西斯主義的這種土壤。1933年初，曾經創造了“柯立芝繁榮”的美國第30任總統柯立芝在死前4天哀嘆道：“舉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羅斯福就職之日，卸任的胡佛曾送給新政府一句話：“我們已到了山窮水盡的境地，我們無能為力了。”連一向處世樂觀的羅斯福，眼見馬里蘭銀行倒閉時也驚呼道：“不知這座用紙板搭的房子會不會倒塌？”在大蕭條發生那年的冬天，美國自殺的人數增加了三倍。可以毫不誇張地說，絕望籠罩著美國。

艱難的生活，絕望的情緒，使得當時美國的社會矛盾不斷尖銳起來，社會開始成為一個火藥桶。馬塞諸塞州有一個市長一邊望著2000人的失業隊伍在市政廳周圍轉來轉去，一邊唸叨：“只要來一顆火星，就可以使他們變成暴民。”於是，抗稅運動發生了，有人違法開採公司私有的煤層，有人未經主人許可就在別人的空地上種菜。在俄克拉荷馬市、明尼阿波利斯市和聖保羅市，成群的人闖進食品雜貨店和肉類市場，把貨架上的東西一搶而光。憤怒的情緒和失控的行為隨處可見。

絕望開始演變為暴力。底特律的救濟事業停頓了，隨之而來的是分散而無目的的*行為；林肯市有4000人佔領了州議會大樓，西雅圖市有5000人佔據了10層樓的市政府大廈；5000名忍無可忍的芝加哥市教師闖進了市區的銀行。曼徹斯特寫道：曬得黑黝黝的農民甚至手拿乾草杈和霰彈槍幹了起來。艾奧瓦州的農民在一個叫做雷諾的農民協會前任主席的領導下，把通往蘇城那十條公路全部封鎖了，用釘上長釘子的電線杆和圓木橫在路心。過路卡車所載運的牛奶，不是被倒進溝裡，就是拿到市內免費分送。如果警察護送隊來了，同情暴動的電話接線員在一小時前就向農民通風報信。警官們紛紛被解除武裝，手槍和徽章被扔到玉米地裡。這意味著人們在用武力來進行反抗了。美國農場局聯合會在1933年1月發出12個月內會爆發“農村革命”的警告。在面對普遍騷亂的時候，“工商界有些巨頭相信革命就在眼前，有些人還在別墅屋頂上架起了機關槍”。甚至那位把工人日工資從2美元提高到5美元，被人們稱為“重新定義了工業資本主義”的老福特也在腰帶上別上了手槍。

由社會矛盾導致的是激進的社會思潮和與激進思潮相聯絡的激進甚至暴力的行動。在《光榮與夢想》一書中，曼徹斯特收集了大量這方面的資料。在紐約，35000人擠滿了聯邦廣場，聽共產黨人演說。失業者越來越熟悉《國際歌》的曲調了。有一位42歲名叫布登茲的激進分子率領俄亥俄州的失業者聯盟的成員向哥倫布市議會大樓進軍，他的口號是：“我們必須奪取政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