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動盪（2）

這當中首先一個值得重視的直接因素就是，各國政府和國際社會對危機的應對，其處理危機的能力和方式，不僅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時候有很大不同，即使與1997年金融風暴時候比也有明顯區別。在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各國政府基本是各自為戰，自己處理自己的問題，有的國家甚至以鄰為壑。1997年金融風暴發生時，冷戰剛剛結束，各國政府協調性程度很低。而這一次則是各國政府聯手，國際社會救市的速度非常快，也非常有力度，中國政府也積極參與了這次國際合作。加之有1997年處理金融風暴的經驗教訓，各國政府採取的措施是比較有效的。儘管有時候政府的干預對於解決一些根本性的問題功效有限，但對於緩解危機嚴重程度所能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視的。其次，就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生活水平而言，已經遠非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發生的那個時代能比。那時候，生活水平一降低就會威脅到基本生存，而現在即使是經濟危機發生了，對人們生存的影響也是很有限的。而且，由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社會安全網路已經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有了質的區別。就此來看，金融危機引起大的社會動盪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此外還有一個因素也需要考慮在內，即這次金融危機來源於外部，這種認識會提高人們對危機中一些問題的忍受程度。

金融危機發生之後，國內對群體性事件的警惕性明顯增強，有人斷言2009年將是群體性事件的多發年。但對於這個問題還需要做具體的分析。

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有可能引起社會矛盾的因素主要有三個方面：一是股市或房地產崩盤造成的大規模財富消失；二是由於企業破產倒閉或裁員引發的失業下崗，導致的社會矛盾與社會衝突；三是可能的通貨膨脹導致的社會動盪。但這些因素與群體性事件的關係並不是線性的，其實際的結果還要取決於許多其他因素的作用。比如，在2008年初，有經濟學家就認為，若股市崩盤將引起一次大規模社會危機。還有學者不斷提醒，如果中國房價急劇下跌，會引發社會大動盪。然而一年多的事實證明，在A股市場發生70％深幅下跌，股市市值蒸發掉20多萬億元（當然不全部是真金白銀）的情況下，並沒有引起導致社會動盪的事件，甚至連大規模的群體性事件也沒有發生。失業問題對社會矛盾、社會衝突的影響要更為直接，前一段時間在珠三角地區由此引起的群體性事件有明顯上升的趨勢。不久前《財經》雜誌與國家統計局中國經濟景氣監測中心合作進行的百位經濟學家調查顯示，90％的經濟學家認為2009年中國經濟面臨的最大風險是“失業人數增加”（《2008年中國經濟學家年終調查》，《財經》雜誌2009年第2期）。但儘管如此，還需要看到如下幾個因素的作用：第一，這次失業涉及的最主要群體是農民工；第二，大部分農民工失業後仍然有地可種；第三，失業後返鄉的農民工是高度分散的，其發生大規模群體性事件的可能性並不大。當然，這不是說農民工失業問題不值得重視，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不在於直接引起大規模社會動盪，而更多在於引發農民增收的困難以及由此導致的農村經濟社會危機的深化。

值得警惕的倒是在有關調控措施開始發揮作用，經濟出現復甦的時候，如果這時通貨膨脹發生，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可能會更為嚴重。各國政府在刺激經濟時的大量投入，過分寬鬆的貨幣和財政政策，以及到時候國際市場大宗商品價格的上漲，都有可能加大通貨膨脹的可能性。在前些年國企改制導致的大規模失業下崗浪潮中，社會動盪之所以沒有發生，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經濟比較低迷，物價也比較低。當時我們曾有一個結論，飛漲的物價將會是壓垮城市底層的“最後一根稻草”（//finance�sina��cn/roll/20050205/20241353503�shtml。）。但通貨膨脹導致社會動盪，必須是通貨膨脹達到相當高的水平，貨幣大幅貶值。但在目前中國的產能已經全面過剩的情況下，惡性通貨膨脹發生的可能性並不大。但這個因素無疑是需要特別警惕的。

因此，在這樣一場突如其來的金融危機中，對於社會矛盾和社會衝突，對於群體性事件的發生，要有清醒的頭腦。既不能掉以輕心，也不能估計過於嚴重。在目前的情況下，尤其要防止的是後一種傾向。對於社會穩定問題，要有一個總體性的判斷。對此，我一直講三句話：第一句，經濟快速發展；第二句，政治基本穩定；第三句，社會矛盾突出。經濟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