驗”，包括一系列“左”的錯誤做法和表現，但最集中的是所謂“三條根本經驗”，即“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幹社會主義”。這“三條根本經驗”，又常被概括為“大批促大幹”。

所謂“大批資本主義”絕不僅僅是一句口號，它意味著把農民的自留地、正當的家庭副業和集市貿易統統作為“資本主義的尾巴”割掉了。為了學習並超過大寨，有的地方還搞過所謂“五大革命”，也就是沒收農民的自留地、自留樹、自留羊、縫紉機，等等。

當時，農村老太太養雞也是有定額的，多養一隻雞也會被當做“資本主義尾巴”割掉。偶爾有農民將自留地上的農產品拿到城裡出售也得提心吊膽，因為這種行為在當時是“專政”打擊的物件。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哪裡會有生產的積極性？1978年，中國人均糧產量是318公斤，只比國民經濟恢復的1952年多30公斤。

在那個年代，大寨被樹為中國農村的代名詞，從大寨村、大寨公社，到大寨縣，人們恨不得把全國都建成“大寨”。隨著大寨聲名日隆，郭鳳蓮也一步步走上了人生的高點。

1977年8月，郭鳳蓮當選為###十一大代表，中央候補委員；1978年，當選為五屆全國人大代表，人大常委會委員。

1978年8月，郭鳳蓮隨中國農業代表團赴美國訪問。在20多天的時間裡，郭鳳蓮走過了美國13個州，她默默地對比著中美兩國農業的特點。美國人口少，土地面積大，森林面積大，水利灌溉條件好，一戶人家經營一個農場，種田幾千公頃，農牧俱備。郭鳳蓮想，要比自然條件，大寨是比不過美國農場的；整個大寨村才幾百公頃，人口多，土地少，就算把地種出花來也達不到美國農場的生產條件。大寨能僅僅依靠人均幾畝地就實現社會主義嗎？那麼，大寨要怎樣才能實現富裕呢？

現實不能給予郭鳳蓮答案。就在郭鳳蓮感到困惑的時候，歷史已漸漸對那個年代的邏輯失去了耐心，對富裕生活的嚮往在人們的心靈中佔據了日益重要的地位，一些人走在大寨的前面尋找到了答案，又一個風起雲湧的時代即將來臨。

樹猶如此，人何以堪（1）

1978年12月18日，北京。

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會場上，在169位中央委員和112位中央候補委員中間，有一位31歲的年輕女性，她默默地坐著，茫然地感受著眼前熱烈的氣氛和一項項具有歷史意義的決策。她是山西大寨黨支部書記、中央候補委員郭鳳蓮。

一切變化讓她目不暇接。一直以來作為中國農村典範的大寨，在這次會議中卻難覓蹤影。郭鳳蓮感到有些意外，她還沒有意識到，眼前這一切將被後人視為人類歷史上少有的轉折點之一。這是中國新的起點，也是大寨16年輝煌的結束，她和大寨由此將開始艱難的蛻變。

此時她並不知道，其實在此之前，變化已開始醞釀。當辛勤的勞動並不能讓人們收穫富裕，甚至不能讓人吃飽飯的時候，一些樸素的道理重新回到人們心中。

1978年，安徽大旱，全省絕大多數江河斷流，土地龜裂，受災農田6　000多萬畝，糧食減產。

在省委召開的緊急會議上，時任安徽省委書記的萬里心急如焚地說：“我們不能眼看農村大片土地撂荒，那樣明年生活會更困難，與其拋荒，倒不如讓農民個體耕種，充分發揮各自潛力，儘量多種‘保命麥’度過災荒。”

1978年9月15日，肥西縣山南鎮黃花村在區委書記湯茂林的主持下，悄悄召開會議，議題只有一個，那就是如何在1979年多打點糧食度過饑荒。他們讓群眾種“保命麥”，每人借三分，誰種誰收。對外稱聯工分不聯產，對內則說明是包產到戶、責任制。當夜分田到戶。第二天天還沒亮，根本不用吹哨，人們就下地播種，荒蕪的土地出現了很多年沒見過的熱火朝天的景象。

同屬山南鎮的小井莊聽到訊息後，在全村的支援下，乾脆把地分了，先幹一年再說。龜裂的土地硬得連牛都犁不動，小井莊人就用鋤頭一點一點地鋤開。一週時間，全村就種下了70畝小麥和30畝油菜。不幾天，老天真的下大雨了，莊稼長得格外好。人們把“分地”和大自然的雨都稱為“及時雨”。

不過這場“及時雨”，卻惹得波濤洶湧。在山南鎮的街道和小井莊的牆上，一時間都貼滿了大字報：“築防風牆，修攔水壩，堅決抵制肥西單幹風。”一封狀告湯茂林的信送到了安徽省委書記萬里的手上：《湯茂林領導10萬人到何處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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