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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前不久，中國共產黨提出對農業、手工業和資本主義工商業進行社會主義改造，是為“一化三改”。當時估計需要三個“五年計劃”來完成這一歷史性程序，也就是說需要至少15年的時間。但是這對於“只爭朝夕”的毛澤東來說，還是太久了，他希望農業互助合作運動能以更快的方式開展。1954年，全國的農業合作社從10萬個發展到48萬個。

此時，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鄧子恢已經發現過快的農業互助運動存在的問題：一些地方的幹部冒進思想抬頭，希望快一點過渡到社會主義。還有一些地方公有化程度過高，耕地、牲畜和大型農具無償或低價歸合作社集體所有，甚至有的地方連零散手工業和家庭副業也取消了。但手裡剛剛有了土地的農民卻並不十分願意把土地再歸到集體，“怕歸公”的顧慮讓一些地方的農民人心浮動，甚至濫殺牲口或者賤賣，濫砍林木。

還有的高階社規模太大，一下子就由二三十戶擴充到成百上千戶，比如安徽蚌埠郊區86個初級社兩個月之內併成6個高階社，最大的社包括2　900餘戶。事實上，許多農村幹部根本沒有領導上千戶進行集體勞動的經驗，亂彈琴、瞎指揮盛行，大呼隆、一窩蜂普遍，農業生產的效率和質量大受影響。同時，大鍋飯已露頭，勤者懶者一個樣，貧者富者全拉平，人們的積極性大受影響。

1955年初，鄧子恢彙報了這些情況，建議控制一下進度，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同意。經政治局討論透過後，劉少奇簽署了一則通知，要求將合作化運動轉入控制發展、著重鞏固的階段，並提出了“停、縮、發”三字經。3月18日，劉少奇對鄧子恢說，農業合作化“一五”發展三分之一，“二五”發展三分之一，“三五”發展三分之一。

但是，毛澤東在4月的一次視察讓事情發生了變化，他看到了長勢良好的莊稼，這麼好的長勢能說農民的生產積極性受到打擊嗎？他認為，這是“不願搞社會主義”的人放出的風聲。他要求鄧子恢重新研究一下，加快互助運動進度。但鄧子恢一番研究的結果是維持原議，這讓毛澤東感到十分不滿。

7月31日，毛澤東在一次會議上做《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的報告，語氣嚴肅，態度嚴厲：“在全國農村中，新的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高潮就要到來。我們的某些同志卻像一個小腳女人，東搖西擺地在那裡走路，老是埋怨旁人說：走快了，走快了。過多的評頭品足，不適當的埋怨，無窮的憂慮，數不盡的法規和戒律，以為這是指導農村中社會主義群眾運動的正確方針。”

最後，他以斬釘截鐵的口吻下了斷語：“理論家不是正確的方針，這是錯誤的方針。”

8月26日，毛澤東明確要求關於農業合作化問題由中央直接管，中央農村工作部和鄧子恢被尷尬地放到了一邊。

享有崇高威望的毛澤東對“小腳女人”的批判，促使農業合作社掀起了高潮，各地不顧實際條件是否成熟，加快了並社的步伐。到1955年12月下旬，中國65％的農戶加入了農業合作社；到1956年上半年，則達到了90％以上。　電子書　分享網站

大地的褒獎（3）

不過，大寨完全是另外一幅場景。自然條件的嚴酷讓那裡的人們必須更緊密地團結在一起，依靠集體力量。

當溫州永嘉縣幹部戴潔天在燎原社實踐包產到戶的時候，大寨和幾個村莊合辦了新勝高階農業生產合作社，陳永貴為社長。對於社員的積極性，陳永貴的辦法是幹部帶頭。他的名言是“幹部幹部，先幹一步，多幹一步”。

隨著公社越並越大，有些農村幹部滋長了一些不良習慣，比如不願意再深入田間地頭，養的閒人也多了。有人說，“過去是一人坐轎四人抬，現在是一夥人坐轎一夥人抬”。“好好勞動七八分，遊遊逛逛十來分，坐在家裡瞎指揮，秋收時節地沒耕，男女老少一肚氣，埋怨幹部不上地。”

陳永貴為大寨幹部參加勞動制訂了一個“三不準”：沒有特別重大的事情，一般不準佔用勞動時間；不準幹部佔用勞動時間在辦公室裡辦公；不準從地裡叫走社員談話。幹部在晚上開碰頭會，研究第二天的工作；結果在第二天一早邊吃飯、邊開會宣佈，不佔用勞動時間；如果臨時有事，就在勞動間隙找社員談事，又稱“地頭會”。

陳永貴本人一直帶頭勞動，甚至在上地回家的路上也順手搬石頭回村，好用來蓋房子。到縣裡開會，他會把村裡生產的粉條拿到縣裡去賣，回去的時候再捎帶著給村裡買些生產生活資料回去。即使日後成為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