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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他和父親去拜見一位商界人物，他們在約定的時間之前5分鐘內到達，但父親寧可在門外等待也不肯提前進門。柳傳志一向有嚴格的時間觀念，甚至在公司制定了“開會遲到即罰站一分鐘”的紀律，無人例外，公司很多高階經理都有過遲到被罰的記錄。但是，就在那一天，他從父親那兒學到了這樣的禮儀——在社交場合，提前到達和遲到一樣，都是失禮的行為。這類事情還可以舉出一些，無形之中對柳傳志產生了很大的影響。

“聯想”這個名字就是這個時候出爐的，只是較現在多了兩個字，叫“香港聯想”。“中國科學院計算技術研究所新技術發展公司”實在太長了，也沒有新意。

其實“聯想”的最初雛形出現在漢卡上。隨著“聯想式漢卡”的銷量遞增和名聲的遠揚，用聯想作為香港公司的名字再好不過了。

柳傳志和兩個合作者達成協議，各自投資30萬港元作為新公司的資本，並且擁有同等的股權，以及同等的責任和利益。柳傳志為公司董事長，呂譚平任總經理。由於父子聯手，柳傳志對這家公司擁有了絕對的控制權。

香港聯想初創時，幾乎就是大陸兄弟公司的復歸。公司被貧窮籠罩著。公司用78萬港元在太古城買了一套80平方米的公寓，好安置留在香港的全體北京人。房子的首期款是向呂譚平借了18萬港元才付清的。柳傳志、倪光南、張祖祥都住這裡，房間不夠了就在小過廳的地板上鋪條毯子過夜。

“海外拓展計劃”，創辦走向世界的計算機產業（2）

當時香港的公共汽車票價1元，有軌電車更便宜，只有6毛。但他們出門一律步行，不肯坐車，也不敢在家招待客人。為了保持尊嚴和富有的形象，約人會談的時候就臨時租個賓館房間，談判結束立刻退房回到自己的陋室。應邀赴約，則是先走到人家住的酒店附近，再坐上出租汽車開到門前。這樣的日子，大家都挺過來了。

1988年6月23日，星期四，香港聯想在這一天成立了。柳傳志並不迷信，但還是照當地的風俗花5萬元請了算命先生，挑了個“黃道吉日”。算命先生就公司的傢俱佈置指點一番後，煞有介事地說如果一切照辦，一年至少賺個500萬港元。

香港聯想一炮打響，在最初的4個月裡，每月拿到900萬港元的銷售額和55萬港元的利潤，而當時那家公司的員工總共還不到30人。第一年，香港聯想利潤果然超過500萬港元，一切成真，但是不是託算命先生的吉言，倒是其次。我們看到的是，香港聯想一天天發展壯大，業務不斷拓展。用柳傳志的話講就是，“公司差不多每個月都要見幾次報，生意越做越興隆。”

國內的情況也不錯，漢卡在國內市場漸漸站住了腳，累計銷售超過了1萬套，有1　000多個使用者分佈在全國。合作伙伴幾乎都是公家客，所以預示著極大的潛在市場。

柳傳志當然沒有滿足，他尋找到了新的目標——把AST控制在自己手中，並逐步走上AST公司的道路，讓公司擁有生產個人計算機的能力。

AST是一家美國公司，實際上是兩個香港人和一個巴基斯坦人辦起來的，三個人把自己名字的首字母組合起來，成了AST。1982年他們做出第一批電腦主機板，適用於IBM微機，還適用於各種相容機，所以在全世界都能賣。兩三年後，他們又聘請幾位工程師研製個人計算機，並開始組裝整機銷售到世界各地，到1988年，它已經有1　500多個員工分散在全球，每年大約有十幾億美元的銷售額。

1988年10月的一天，“開拓國際市場，掀起銷售高潮”動員會召開。柳傳志在會上彙報了香港聯想的大好形勢。他說：“聯想公司在香港和AST公司已經簽訂了1　000萬美元的合同，要買3　000臺機器，這些機器是向著國內和海外市場的。這一下等於把AST機器全部控制在咱們手裡了。”

當時每臺AST微機的毛利潤大約為1萬元，3　000臺意味著什麼，與會的人稍稍動動腦子就知道。何況還能配套3　000塊漢卡和同數量的外部裝置。一年前柳傳志在深圳相中這個品牌的電腦，似乎就有了一些打算。

“我們要走AST公司的道路。”柳傳志最後重重地丟擲這句話。

他不是隨便說說的，隨著微機時代的到來，這已經成為了必要的行動。幾個星期後，柳傳志用香港聯想賺來的第一筆利潤，從一個名叫蔣輝國的香港人手裡買回一座工廠——Quantum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