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要的是我們怎麼對得起公司的員工。”

好在後來這事辦得很圓滿，這批機器買得非常便宜，這一次公司大大積累了資金。

柳傳志坦言，這種種經歷是一個必經的過程，尤其是在改革剛剛開始的年代。他說：“我想起一個踢足球的人說，守門員要是某個角度自己沒撲過，別人再怎麼跟你說也是沒用的，像這種事正是因為我們經歷過，後面才不會再受騙，我也不會去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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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公平競爭的環境和體制約束（1）

從14萬被騙走，300萬被人挪用，聯想公司在一步步艱難地發展。柳傳志已經意識到，公司遭遇的種種，根源在於當時的體制和不公平競爭的環境。

到1987年，中國的改革開放已經有8年的歷史了。回憶那幾年的電視劇，那時候很多人一夜暴富，很多人也想掙大錢，卻無能為力。

其實，當時很多國企都在利用批文這些指標賺錢，這就成了當時的人們暴富的關鍵性資源。那時舊的制度被打破，新的制度尚未建立，整個秩序是混亂的，很多人就想在新舊制度之間鑽空子。

柳傳志沒想過鑽制度的空子，但在那樣的環境下，煩惱自會來找他。“計劃經濟體制下的法規變成了市場經濟的運作，我實在沒法適應，這就成了當時最大的困難。”

1987~1988年，公司賺錢的途徑主要是賣漢卡，把漢卡插在PC機上，賣外國人的機器。但是，公司終歸還是要做自己的機器，這就涉及解決生產批文的問題。不幸的是，公司沒辦法拿到這個批文，理由是沒資格生產。

柳傳志還記得，當時中國科學院的一個副院長到電子部去談，希望看在是中科院自辦企業的分兒上，給他們生產批文。電子部的人一句話就給堵回去了，他說我們國家引進了80條生產線，沒有一條做得好的，為什麼還要給你們呢。

不單單是生產批文，由於公司不在編制內，也拿不到外匯指標。一個屬國家所有的企業有美元指標，就可以按兩三塊錢的人民幣換一美元，否則就要在黑市上換，六塊錢、七塊錢、八塊錢，甚至更多。

公司沒有辦法，只能採取後一種方法。不但花的錢多，還整天擔心被抓。

柳傳志把這一點歸結為5個字——“不公平競爭”。

更麻煩的是進口問題，當時的很多計算機的元器件都要進口，國家不給你進口批文，也得“求助”於黑市。而買走私的物品，按國家當時的規定等同於走私。

還有一個辦法就是二次買賣。有進口批文的人買到了東西也走私，他們會把東西低價賣了。比如國內有一些國家規定允許生產PC的廠，他們的PC由於質量等問題賣不出去。這些廠就動起了歪腦筋，拿進口批文買元器件，再轉賣給未獲得批文的公司。

不走私不倒賣，元器件就沒有來源，公司只得鋌而走險。當時的法律現狀使得公司除了面對商業風險以外，還有非常大的政策風險。而政策風險不單單體現在生產元器件的購買方面，也反映在薪酬的發放上。

柳傳志經常講述一個故事，　1987年時，公司做銷售的同事按照預定的承包合同應該拿到很高額的獎金，他和他的團隊一共有6　000多塊錢，結果卻沒法發放。因為按照當時的規定，獎金額超過你三個月的工資要交300％的獎金稅。大家協商之後，提出了三種解決方案，一是不發了，跟員工解釋，但這顯然行不通，尤其對於一家年輕的公司，信用對外重要，對內也同樣重要；二是發了工資、獎金再交了稅，這樣做也有不妥，會影響資金流動；最後一個辦法就是，不入賬，拿支票換了現金髮放。

為不失信於下屬，柳傳志決定採取第三套方案，他讓公司財務人員從銀行開具現金支票，然後跑到廣州找當地的一家企業換了現金30萬。沒想到，第二年東窗事發，換現金的單位出了事牽涉到了聯想。公司受了警告處分，也罰了錢。

這件事到底有什麼不合適呢？中關村的其他公司都是真的民營企業，賺了錢是自己的，聯想不同，性質上是民營，但當時還被當做國有企業。這件事使得公司的財務制度經受了第一次的嚴厲審查，也導致了柳傳志個人生涯中的又一次危機。經過一番緊張的解釋、坦白、私下與公開地承認錯誤，再加上多方斡旋，事情才算過去了。

不公平競爭的環境和體制約束（2）

但是，柳傳志卻發現，自己在員工中的信譽有很大提高。大傢俬下談論：“柳傳志不說就不說，說了的話就是堅決敢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