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武器到底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東西，怎麼下手？一點兒都不知道。他希望我們在學習上能夠抓緊，晚上勞動回去以後趕緊洗洗，吃點飯，坐下來學習。我們經常是晚上學得很晚，他有時也指導我們，給我們做一些輔導，也很晚。我們當時住在北太平莊宿舍，他要回到北醫三院的一套宿舍，得走一條原來是高粱地的高低不平的土路。有時我們晚上加班到一兩點，每次都不放心老鄧回去，要送送他。他有一部舊腳踏車，我們送他的時候他就推著車子跟我們一起走。北醫的家屬院有個規定，晚上十點半以後就關門了。四周沒有圍牆，都用鐵絲網圍著，傳達室有個老頭看門，因為經常加班到一兩點，他又不好意思敲門打攪，我們就給他想了一個辦法，就是鑽鐵絲網。我們經常一個人拉著上面的鐵絲，一個人拉著下面的鐵絲，讓他鑽過去。他個子又高又胖，所以行動很不方便。有一次，我聽到衣服撕破的聲音，我說不好了，你別動了，結果一看褲子還是剮了個口子。等他鑽過去以後，我們再把腳踏車從鐵絲網上面遞過去。有時遇到禮拜天，老鄧說大家辛苦了，我帶你們出去玩吧。我們說好啊，怎麼玩兒？他說看京劇，他也愛看足球。我們十個人左右就到人民劇場，他買票。我們說老鄧當然你請客了，你的工資比我們高，他說沒問題。看完京劇他說怎麼樣，肚子餓了吧？就拉我們到西四的砂鍋居，他說咱們從豬頭吃到豬尾巴。我們說好啊，真就吃了個不亦樂乎。

竺家亨說，開始時工作找不著頭緒，我們提醒老鄧，你問問蘇聯專家我們怎麼開展工作。他也曾經透過翻譯一起到蘇聯專家那兒去，當時中蘇關係大概已經不太好了，反正到蘇聯專家那兒問，都沒有得到什麼回答你的。專家總是說你們不要著急，指定你們學幾本書，你們把這些書唸完以後，再開展工作。當時我們很生氣，我們四年大學下來，也是念十幾本書，你現在讓我們念十幾本書，等於又要四五年。老鄧就跟我們商量，大家能不能利用自己學到的知識先開展一些與核武器有關的初步研究，比如作一些結構方面的考慮，怎麼超臨界，中子怎麼輸送，反應前怎麼壓縮。能不能在這些方面先有些考慮和準備，這樣我們就一邊學習，一邊開展工作。那時候蘇聯專家也會來檢查的，他們說了好幾次了，你們要好好學習，不要考慮怎麼做。所以老鄧就給我們佈置，白天桌子上放一些教科書，把蘇聯專家指定的那幾本書放在桌子上。而筆記本和我們計算出來的一些東西，等蘇聯專家來的時候趕緊收到抽屜裡。學到一定時候就碰到了一些問題，比如說臨界質量怎麼估算，原子彈設計什麼是關鍵問題？有一次我們提醒老鄧，看看專家的書架上有些什麼東西，有些什麼書，有些什麼資料。有一次專家沒在辦公室，門開著，他就到書架上看有些什麼書，回來後趕緊告訴我們。那個時候風氣確實比較好，因為碰到的問題都是新的，不論領導還是群眾，大家都沒有條條框框的限制，不是說哪個領導對這個問題已經很清楚了，他是權威得聽他的。老鄧經常強調，在學術問題上人人平等，不管你是大學生也好，專家也好，只要有道理就可以說服別人。有時我們為了某個資料到底是對還是錯，爭得面紅耳赤。而鄧稼先他就有這個優點，他能把這些人磨合得很好。有時隨便走在路上，就把你拉住了，某某你這個問題做得怎麼樣了？還要努力啊。所以大家都覺得，領導同我們那麼融洽，對我們那麼好，我們也要賣力，再不賣力也對不起他，他交代什麼事情，大家都願意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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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一到緊張的時候手就抖（6）

朱建士說，當時的客觀條件也決定你非民主不可。為什麼呢，開始誰都不懂，雖然有的水平高有的水平低。所以許多問題討論的時候，就必然讓大家去講。當時誰都沒有幹過，真正開始幹過的還是下面的人。第一線動手乾的人，當然發言權就比較多，所以他就有機會充分地講。與專家爭論印象比較深的，是關於調研彈縮性怎麼走向的問題。我和王志孝調研以後是這麼走上去，這確實是從國外文獻上看到的，不是我們創造的。一講完以後，底下幾乎一致的意見說你怎麼往上翹，應該是平的。我當時第一感覺就是咱們在這個問題上是處於國內前沿了，因為國內很有名的專家都還是抱固有的看法的。這種看法對於一般的純粹的彈縮性力學是適用的，但是我們現在面對的是在高壓底下，邊上沒法擠出去的情況下，壓擠的過程中間流體力學的作用是主要的，靜水壓力是主要的，然後那些偏壓是加上去的，它應該是往上翹的。經過我們解釋後，老專家們至少是沒有再說我們是胡說八道的了。再加上這些老科學家確實作風好，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