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蔣、徐兩家的關係：他們是硤石鎮上兩大望族；且聯姻。蔣復璁喊徐志摩父親為“申如七叔”。志摩在北京大學讀預科時就住在蔣百里家。徐志摩是蔣復璁長兄邁倫的朋友，也是他兒時玩伴之一。1916年徐志摩在天津北洋大學讀預科，蔣復璁也在天津讀中學。同鄉，又沾親，時有往來。次年，徐志摩轉入北京大學法科讀政治，蔣復璁也考入北京大學讀德文。後，蔣在松坡圖書館工作時，徐志摩就住在館內，並襄理事務，朝夕相處。因此，劉紹唐說蔣復璁對徐志摩短短一生“瞭如指掌”，此言恐不虛。不過，“慰堂先生是謙謙君子，又篤信天主，對志摩私生活點到為止，為親者諱，為賢者諱，講出來的與寫出來的，不及事實的十分之一”。

這“陰錯陽差”大概就是那十分之一的精彩之筆。

徐志摩（1897—1931）一生為四位女性所困：張幼儀、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徐與張系奉父命而結合，以仳縭告終。與林相見恨晚，是一廂情願。陸則是乘虛而入造成了事實夫妻。《不容青史盡成灰》作者劉紹唐認為，“僅有凌叔華本最有資格做徐的妻子、徐家媳婦的”。

1924年泰戈爾訪華，徐志摩侍奉左右。凌叔華是作為燕京大學學生代表去歡迎泰戈爾的，由此同時認識了徐志摩和後來成為其丈夫的陳西瀅。據說泰戈爾曾對徐志摩說過，凌叔華比林徽因“有過之而無不及”，而據蔣復璁說，“泰戈爾為愛護志摩，曾暗中勸徽因嫁予志摩不果”。林徽因名花有主，奈何，徐志摩感到惘然。那時，北京歐美留學生及部分文教人士每月有一次聚餐會，蔣復璁也因志摩的關係參加了。後將聚餐會擴大為固定的新月社（非後來的新月社），由徐志摩主持，來客可帶夫人。上世紀20年代社交公開已蔚然成風，林徽因、凌叔華和陸小曼夫婦都入盟成為新月社的常客。而陸小曼的夫君王賡是個敬業、勤勉之士，不大熱衷於遊樂，但有歐美風度，每遇志摩請邀遊樂之事，王賡往往說：“志摩，我忙，我不去，叫小曼陪你去玩吧！”徐志摩本是人見人愛的“大眾朋友”。他雙管齊下，與陸小曼、凌叔華同時交往並通訊。徐志摩對凌叔華的才貌很欣賞，他為凌叔華的第一部小說《花之寺》作序，是一生中唯一一次為人作序。他的處女詩集《志摩的詩》出版扉頁上的題詞“獻給爸爸”，就是出自凌叔華的手筆。他們兩人的通訊徐志摩的父親徐申如是知道並認可的。徐志摩1925年3月赴歐前，將一隻藏有記載他與林徽因、陸小曼關係的日記及文稿的“八寶箱”交給凌叔華保管，還戲言他出國若有不測，讓凌資此為他寫傳，大有託後之誠，可見“交情非泛泛”　可喻了。凌叔華也很豁達，在與徐志摩噓寒問暖的同時，也與陳西瀅音問不斷。其間，當陸小曼活躍于徐志摩的視線後，徐志摩漸為陸小曼的豔麗、熱情所融化。在那段時間內，徐志摩同時在兩個女人中周旋，總給人以吃了碗裡又惦著鍋裡的印象。喜劇，或曰悲劇也就緣此開場了。

1924年###月間，志摩由印度回國，住在上海新新旅館，同時迭接凌叔華、陸小曼兩封信，某日“晨間申如七叔往看志摩，王受慶（王賡，陸小曼丈夫）亦同時往候。志摩深知其父喜歡凌叔華，希望他與叔華聯姻，故見申如七叔到來，即說：叔華有信。在枕邊將信交與父閱。王受慶跟著同看。志摩看受慶臉色大變，於是在枕邊一看，叔華的信仍在，拿給父親看的是小曼的信，他知闖了禍了，因為小曼寫得情意綿綿，無怪王受慶臉色變了，趕快起來，將叔華的來信送與父親，將小曼的信取回。王受慶信已看完，出門走了”。（蔣復璁：《徐志摩先生軼事》，臺灣《傳記文學》第四十五卷第六期）序幕一拉開，以後的故事逼得角色們將劇情發展下去，很快便進入了高潮。數日後，陸小曼應徐志摩前信私約到上海，先住在蔣百里家中。王受慶當眾責詢小曼給志摩寫信一事。“雙方各不相讓，大吵一場，卒致離婚。”據蔣復璁說，他當時親睹這一切，曾勸王受慶接走陸小曼，“用意在調虎離山，庶志摩與王太太減少往還”。大出所料，以離婚告結。陸小曼與王受慶離婚後回北京，某日打電話給徐志摩，恰蔣復璁在徐志摩處閒話。小曼邀大家去她寓所茶敘。徐志摩約蔣復璁一道去。蔣未去。自此，徐、陸的關係急轉直上，“不久就結婚了”。誰也難否認，這封“陰錯陽差”的信把徐、陸逼到牆角，他們不得不快刀斬亂麻做出唯一的抉擇。後來，徐志摩親口對蔣復璁說：“看信這一件事是　‘陰錯陽差’，他總認為王受慶與陸小曼離婚是因他而起，自有責任。”志摩也無愧男子漢，敢做敢當，他娶了陸小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