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回去。衛鞅默默拿出通行令牌，軍士反覆端詳令牌背面的小字“持此令牌者　招賢館士子衛鞅”，驚愕無話，跑步去向衛尉車英稟報。車英疾步來到南門，審視令牌，上下打量一番衛鞅，肅然躬身道：“先生受苦了。來人，護送先生回招賢館。”衛鞅笑道：“多謝將軍。我還有點私事辦理。”便徑自拉著瘦骨伶仃的河丫走了。

侯贏見到衛鞅，驚訝得半天說不上話來。一番忙碌，竟是親自操持，沐浴，修面，換衣，接風，倆人又是羊肉烈酒的暢談起來。侯贏告訴衛鞅，招賢館士子們早就三三兩兩的回來了，沒回來的聽說也住在縣府查書，聽說只有一個叫王軾的走了十個縣，已經在櫟陽傳開了，都說秦公準備重用他呢。衛鞅倒是沒在意，只是說了許多見聞感慨，尤其詳細說了在陳倉山河村的經歷，請侯贏收留河丫。侯贏感慨萬端，一口應允。倆人直說到四更，侯贏再三敦促衛鞅歇息，衛鞅方才作罷，回到房間，竟是衣服也沒脫便沉沉睡去了。

第二天正午，衛鞅方才醒來。匆匆用過午飯，他便埋頭整理沿途刻記的竹簡，將所記諸般數字與各種結論，分項清謄到三十多張羊皮紙上，縫成一冊。在公叔府做了五年中庶子，衛鞅對整理簡冊是嫻熟精到的。做完這件最重要的事情，衛鞅便馳馬出城，來到了城南櫟水入渭的河口。他需要冷靜的想想，如何對秦公陳述自己的政見和治秦之策。

為山九仞，功虧一簣者多矣。面見國君是最重要的一步，慎之，慎之。

秦公求賢的誠意，衛鞅是不懷疑的。然則誠意不能等同於治國方略的選擇。自古以來，人們對治理國家提出了千百種主張，大而言之，形成傳統共識的便有王道治國、道家治國、儒家治國、墨家治國、法家治國幾種主流。其中的王道治國是經過兩千多年曆史延續的成規定製，其最為成功的範例便是西周禮制。這種王道禮制，的確曾經使天下康寧一片興盛，而且儒家道家至今還在不遺餘力的為這種王道張目禮讚。春秋戰國以來，王道禮制雖然已經大為衰落，但許多國君為了表示自己仁義，仍然堅持說自己奉行王道。那麼秦公呢，能說秦公就一定不讚賞王道麼？似乎還沒有證據這樣論斷。而且，秦穆公時期的百里奚正是操的王道之學，那時秦國確實強盛一時，穆公也稱了霸，老秦人至今還引為驕傲。秦公《求賢令》也申明嚮往穆公時的強盛，信誓旦旦的要恢復穆公霸業。據此推測，秦公如果接受王道治國，似乎也有理由。

那麼道家呢？老子在秦獻公時期西行入秦，這也是秦人的一大驕傲。更重要的是，秦獻公的確曾想用老子為丞相治國，只不過老子本人堅辭不受罷了。秦獻公是目下秦公嬴渠梁的父君，也是繼穆公之後最有作為的一位秦國君主。秦公在《求賢令》中數落了幾代祖先，但對父君秦獻公卻是推崇有加的。他會拒絕父親曾經很讚賞的道家麼？也很難說。至少沒有充分的證據說明秦公厭惡道家。再說，來櫟陽後，衛鞅還聽侯贏講過，秦公曾想請百里奚之後裔治秦，而那位老人據說是操道家之學的。

至於儒家和墨家，衛鞅相信秦公不會選擇。在諸子百家中，儒家最蔑視秦國，秦人也最厭惡儒家。儒家士子不入秦，幾乎是天下皆知。儒家的仁政、禮制、恢復井田制等根本主張，秦國也和列國一樣嗤之以鼻。秦公不會看中儒家，至少有兩個事實根據。其一，上大夫甘龍就是東方甘國的名儒，權力在嬴渠梁即位後卻日漸萎縮。其二，秦國《求賢令》發出後，曾秘密要求在各國活動的密使，儘可能少的使儒家士子入秦。墨家呢？雖然是天下最簡樸最勤奮最巧思最主張正義且最有實際戰鬥力的團體學派，但墨家的“息兵”和“兼愛非攻”兩點為政主張，在任何一個戰國都是行不通的。如果秦公要選墨家，可說最容易，因為墨家曾經在一段時間裡以秦國南部大山為學派總院，和秦國大有淵源。

那麼對法家呢？法家是戰國變法的火炬。凡欲強國者必先變法，已經成為戰國名士明君的熱點話題。然則推行法家之學的根本前提，是國君的決心徹底與否？法行半途，不如不行。楚國的半途變法造成的不倫不類，正是最為慘痛的前車之鑑。秦公熟悉法家麼？不熟悉。秦公喜歡法家麼？不清楚。秦公能以法家為唯一的治國之道麼？更不清楚。衛鞅清醒的知道，推行王道禮制，未必需要國君與主政大臣同心同德，只要國君不阻撓即可。而推行法制，則必須要國君支援，而且要堅定不移的支援，君臣始終要同心同德，否則，法令難以統一，變法難見成效。列國變法的道路，無一不鋪滿了鮮血。韓國申不害尚只是整肅吏治，已經是血雨腥風了，更何況天翻地覆的徹底變法？象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