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終極的原因一時無法推究，但男女之間的“性”調節不能不說是中國種族和文化長期綿延的一個重要原因。

正如潘光旦先生說的：“精神生活的健全與否，和性觀念的正確與否，有極密切的關係。”

從“性的封鎖”到“國門炸開”，其間的血的教訓難道不值得國人好好反思的嗎？

“亂倫”之舞與“貞節”之血在發掘國民的劣根性上，不少人都看到了宦官文化對民族性格的“積弱”所造成的影響。

有些宦官是被迫的，如史馬遷和張衡等，有些卻是自我閹割，如豎刁等。

春秋戰國時齊桓公說：“豎刁自宮以近寡人，猶尚疑乎？”意思是豎刁為了服侍我，親自閹了，這種人還有什麼可疑的呢。

管仲卻說，“人之情非不愛其身也，其身之忍，又將何有於君。”

管仲說得真好：一個人連自己的身體都不自愛，又怎麼能愛君呢。這句話還可以進一步說：一個人能性別都模糊了，他又怎麼有能力去愛一個人（無論這個人是君王還是普通人）呢？

因為沒有能力地去愛人或被人愛，歷史上便出現了許多“亂倫”的事。

應該看到，以五代為分水嶺，以北宋為緩衝帶，中國婦女的性觀念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在此之前，女性從屬男人只是相對穩定，夫死再醮，離婚再嫁都屬於正常事，不會引起他人的非議。

但自此以後，由於程朱理學的問世，貞節被提到了比生命更重要的高度，說是“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由此衍成了“好女不事二夫”的道德規範。

實際上，從先秦到五代，君主對貞節並不看重，民間就更不用說了。

例如前面講過的，秦始皇父親異人娶的趙姬就是趙國大商呂不韋的小妾。

漢景帝娶的竟是市民之婦。

劉備在妻子孫權之妹回東吳後，納了劉瑁的遺孀穆氏為夫人。

東晉元帝娶吳家寡婦鄭氏為妻。

而曹操封魏王后，所拜的王后是曾墮入煙花的卞氏。曹丕建立魏朝，先以袁紹子袁熙之妻甄氏為後，後又納小吏之家的郭氏為後。

明帝即位，娶民婦為妻。

這曹氏祖宗三代扶正的“後”沒有一個是處女，且均是從側室入正室，是為歷史一大奇觀。

但這一時期對貞節的不看重卻在另一方面讓“亂倫”之舞也表現得十分張揚。

歷史上隋煬帝楊廣，將庶母陳氏（父親隋文帝的寵妾）佔為己有，臭名遠揚，不值一說。

連唐高宗李治也是將父親唐太宗的才人武則天納為寵妾。

而西夏開國君主李元昊竟是將未過門的兒媳納為“新皇后”，結果被憤怒的兒子寧凌噶所殺。

將兒媳變成自己妃子的還有唐玄宗李隆基，他的愛妃楊玉環原是兒子壽王李瑁的妻子。

梁太祖朱溫，也將兒媳婦盡力納入自己的色慾物件中。

金朝海陵王大部分情婦竟是親屬，一部分則為大臣的妻室。他是中國歷史上最為荒淫的君主，毫無倫理道德約束。先後被他佔有的有叔母阿懶、從侄女重節、從嫂阿里虎、從姐妹什古、蒲刺、習拈、師姑兒、再從姐妹莎裡古真、餘都等，還有外戚妻室奈刺忽、蒲魯胡只等，臣妻定哥、擇特懶、察八等，共計二十餘人。

海陵王把淫樂看成是人生的第一要務，他和莎裡古真約會時，親到殿外等候，累了則坐在侍婢高師姑的膝上，侍婢關切地問他：“天子何必如此而已勞苦？”他答道：“我以為天子易得，此等期會難得。”

他每次與女人交歡，不是在帳闈中進行，而是公開亮相，令樂隊在一旁奏樂，嬪妃環坐觀看。

只有到了宋代以降，由於程朱理學的盛行，貞節看得越來越重，不僅沒有君主娶再醮者，“亂倫”之事也不敢公開進行，但皇帝中卻有狎妓的“癮君子”。

例如，宋徽宗聽說京師名妓色藝雙絕，第一次便化名趙乙，帶了重禮，去煙花聚集地鎮安坊。老鴇李姥見來客闊綽，立即安排李師師來見。

但李師師卻擺譜，等了許久才出來，而且出來後，她也淡妝不施脂粉，對客人不屑一顧。過了好一會兒才拿出古琴，彈起一曲《平沙落雁》。

徵宗為之傾倒，但李師師始終冷面相向。

第二次造訪，皇帝亮出了身份，這一回李師師一笑百媚，彈了《梅花三弄》。

徽宗自此不時派人送去厚賜，為了幽會方便，他還命人從皇宮挖了一地道通達鎮安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