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幣，而是一萬五千人民幣。

當時的我，幾乎什麼也沒有想，只是默默地看著，沒有感覺。這麼多錢，我過去從來沒有見過，從來沒有想過。當時的我在北大工作，雖然談笑有鴻儒，往來無白丁，精神生活確實豐富，但經濟上卻非常拮据。詩曰：六人一間房，幽會要清場，月薪近一百，食油配八兩。

在這樣的物質環境下，我居然不感到窮，更沒有任何改變這種貧窮的什麼具體願望和想法！當時我甚至覺得，安貧樂道，君子固窮，那是一種美德。後來在國外聽到崔健那首“一塊紅布”，我才好像悟一些什麼……

“那天是你用一塊紅布，矇住我雙眼也矇住了天，你問我看見了什麼，我說我看見了幸福，這個感覺真讓我舒服，它讓我忘掉我沒地兒住……”

當時我在國外，已經“有地兒住”了，但我依然為那被歌聲喚醒的過去生活而感到震撼和悲憤！……原來那塊紅布的作用，是讓人忘記沒地兒住，而且還讓人在“一無所有”的情況下依然感到幸福！

出國前，那一塊紅布也遮了我三十年，讓我渾渾噩噩但卻“幸福”地生活了那麼久，直到在國內終於感到實在無法混下去了，才想到要出國尋找幸福並至少知道了什麼是幸福！

然而，即使就在那塊遮天蔽日的紅布籠罩下，我眼睛的餘光還是看見了眼前這個日本女人手上那一萬元人民幣外匯券。它在我心中引起了如此深層的爆炸，以至於我在離開那裡好多天之後，才感到那一萬人民幣對我的衝擊波的力量，這個衝擊波的力量，可以說一直到今天還在蔓延！

那一萬人民幣外匯券對我到底產生了什麼衝擊？

我記得我回來告訴我身邊的朋友，今天在中國銀行看見了一萬人民幣外匯券。然後，我給他們算賬，我在北大月薪100，如果要湊到那麼多錢的話，需要不吃不喝150月，12年半，才能達到這個數字。當時我已經三十歲，也就是說，根據我當時的收入狀況，我要掙錢掙到42歲，才能掙到此時此刻這個日本女人輕鬆捏在手上的那一堆彩紙！

從來沒有為金錢鬱悶過的我，就在這個計算中，感到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渺小，卑微、無奈和可笑！我未來12年的歲月，摺合成國家給我的金錢，為什麼只值這個女人手頭捏著的那點紙錢？

TMD。即使今天我寫這篇文章，我也依然不禁對三十歲以前的迷茫憤憤不平！我不僅不要面子，我TMD也不做徐老師了！徐老師也要養家活口！徐老師也愛錢！我為什麼不愛錢？我為什麼不能愛錢？我為什麼不能大張旗鼓地說：我愛你祖國，以及錢！

我生誰的氣？我生我自己的氣。我對當時的我自己怎麼就不能讓自己的老母、老婆，以及尚未出生但註定一出生就要找我哇哇要糧吃的徐超徐趕他們，也擁有那麼一疊人民幣外匯券！先把家庭的事情弄好，然後再去解決社會的問題——事實上，所有一切社會問題，只不過是個人和家庭的問題的集中反應而已——那麼反過來，如果我們的教育能夠教育自己的公民，努力把個人和家庭問題自己解決好，豈不就是幫助國家和政府解決了社會的重大問題？……

個人責任與社會責任兩不誤，經濟收穫與精神財富雙豐收……TMD，我當時怎麼就沒有明確確立那種目標，努力追求那種責任，拼命實現那種成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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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生命中的第一個一萬塊錢（2）

我承認，我當時做不到，因為，那是一種積五千年文明牛糞之大成養成的人格，它是一種需要費盡九牛二虎之力才能打掃乾淨的“奧斯亞吉的牛圈”。不經歷脫胎換骨的精神折磨和摧殘，無法掃盡。後來我出國奮鬥的漫長過程和痛苦經歷，證明了我現在的論斷。

生於50年代、長在60年代、成熟在70年代、思想解放在80年代的我們，對於金錢財富物質市場的觀念，是一種非常扭曲的觀念。扭曲不在於我們接受的那些紅佈教育，扭曲在於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十一屆三中全會我黨轉變工作戰略之後——原來我黨是在1978年之後才把主要精力放在經濟建設上來的，這就是現實！——整個社會價值觀念和機會變異帶來的那種對固有思維的衝擊和摧殘！

撥亂反正，政策上的一切也許容易，但人心上的一切才是最難最難的。

鄧小平帶領中國人民走出金錢意識、財富意識和市場意識的沙漠，猶如摩西帶領猶太人走出法老暴政統治下的埃及，是一個民族的新生。

問題是，摩西帶領猶太民族走出埃及，是一種可見的行為。不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