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在6月9日之後才有代表日方提出交涉資格。高橋坦自　始至終並不代表關東軍，也不代表天津軍。因為他們素嫌梅津美治郎司令官對華態度軟　弱，乘梅津司令官赴長春與林陸相會商公務之際，企圖造成既成事實進行詐騙。中方一　直畏怕關東軍入關，其實東京參謀本部對關東軍的許可權範圍早有明確規定，只限關東，　不準越至長城以南。所以說，中國方面的畏懼，並沒有想象力造成的那麼嚴重。

如把“何梅協定”說成酒井詐騙案，也許更確切些。

事情也有另外一面。當時日本國內實際上是軍人左右政治，軍部左右局勢，而且軍　隊內部盛行著下先上之風，少壯軍人們嚮往著“為國家做些事情”，嚮往著到“滿洲”　做一番事業。往往是軍人幹出了事，政治家承認既成事實。這裡引用日本聯合通訊社杜　本重治的一段文字，可以借鑑：“天津駐屯軍（即華北駐屯軍）懷疑孫永勤得到河北省主席于學忠的支援，對於學　忠懷恨在心，並藉此反對將公使館升格（1935年5月17日日中兩國公使級升格大使級。編　者注）。認為此時將公使館升格，是對南京政府的支援。當時，日本陸軍中央的少壯軍　官、關東軍、天津駐屯軍的少壯軍官，互相勾結，緊密配合。

有吉（新任日本駐中國大使。編者注）感到華北形勢將一觸即發，認為立即離日赴　任，將首當其衝，便決定延長在日逗留時間。正當此時，果然發生了一個大事件。即在　5月29日…“

話說回來，不管稱《何梅協定》也好，叫“酒井詐騙案”也好，反正何應欽已承諾。　中央軍、東北五十一軍、憲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