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一篇文章（《文匯報》一九五七年二月六日，題目是《教條與原則》）。我看是不錯的。”

不久，姚文元於一九五七年六月十日《文匯報》上所發表的《錄以備考》，再度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下令《人民日報》於六月十四日全文轉載，毛澤東還親自為這天的《人民日報》寫了社論《（文匯報）在一個時間內的資產階級方向》，社論稱讚了姚文元的文章。由此，姚文元名聲大振。

姚文元出身於那樣諱莫如深的家庭，能在上海文壇嶄露頭角，揮舞“金棍子”，仰仗於主管宣傳的張春橋的提攜。姚文元對張春橋言聽計從，成了張春橋手下的“小夥計”。

正因為這樣，當江青交下“大批判”任務，張春橋便力薦姚文元。知道姚文元是曾受到毛澤東讚許的“青年文藝評論家”，江青也就召見了……

密謀批判《海瑞罷官》

江青的第二篇“有分量的批評文章”，朝何方開火？

那目標，她早在一九六二年七月六日便已確定。那天她看了吳晗寫的新編歷史京劇《海瑞罷官》，就說“該劇存在著嚴重的政治錯誤，堅持禁演這出戏”。

江青彷彿有著不同於眾的眼睛和鼻子，看出和嗅出《海瑞罷官》是“毒草”。

不過，光是江青嚷嚷“毒草”還不頂用。史學家黎澎曾對江青作過這麼一番評語：

“江青那些年的地位，其實是個探測器。《清宮秘史》、《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海瑞罷官》都是她先出面，說她認為應該批判，大家從來不認為她有多高明，所以聽過也就罷了。然後回去報告——‘他們不聽你的！’然而，就算她這個位置上換個人，老實本分，不會幹這些事，也會換個形式出現的。”①

①王年一，《大動亂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一九八八年版。

江青這“探測器”，確實需要“回去報告”。

最初，毛澤東對於“探測器”的報告沒有在意。因為學習“海瑞精神”，是毛澤東自己提出來的。

那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上海錦江飯店召開中共八屆七中全會。會議期間，舉行舞會。毛澤東和一位大學女教授跳舞。一邊跳舞，一邊聊天。女教授的答話，引起毛澤東的深思。毛澤東是這樣敘述的：

“我同一位女同志跳舞，問她，上海的工作情況如何。她說，我是大學教授，不能講。我說，你不問政治？她答：不是不問，而是不敢問。我問柯慶施怎麼樣？她說：更不敢講。又問她：我怎麼樣？她說：你英明偉大。看來，這位大學教授對我們的信任，是很有限度的。”①

①梅白，《在毛澤東身邊的日子裡》，《春秋》一九八八年五期。

這位女教授的話，使毛澤東想及：“少奇等是在我身邊多年的戰友，在我面前都不敢講話！”

也真巧，會議期間，知道毛澤東愛看湘劇，於是請毛澤東看湘劇《生死牌》。《生死牌》中海瑞剛直不阿的形象，又使毛澤東感觸頗多。

於是，毛澤東借來《明史》，看了《海瑞傳》，大為感慨。

這樣，四月四日上午，毛澤東在會上說起了海瑞，希望大家能像海瑞那樣，當面向嘉靖皇帝提出尖銳的批評。

毛澤東的秘書胡喬木，嚮明史專家吳晗透露了毛澤東的講話內容，鼓勵他多寫宣傳“海瑞精神”的文章。

這樣一鼓勵，吳晗也就積極響應。先是在《人民日報》上發表了《海瑞罵皇帝》、《論海瑞》。接著，又應著名京劇演員馬連良之約，寫了京劇《海瑞罷官》劇本。

江青這“探測器”看了京劇《海瑞罷官》，卻硬要說劇中的皇帝是影射毛澤東，海瑞則是彭德懷。如此“索隱”，也就一口咬定《海瑞罷官》有嚴重的政治錯誤“，是”大毒草“。

不過，在一九六二年七月，江青要做這樣的“索隱”文章，還得不到毛澤東的支援。

時光的流逝，“階級鬥爭”的弦越擰越緊，對江青越來越有利。

三個月後，康生在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用“索隱”法把《劉志丹》打成“反黨小說”，毛澤東則說“利用小說進行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這無疑使江青“批判”《海瑞罷官》的信心倍增。

江青先是選擇了孟超的《李慧娘》和廖沫沙的《有鬼無害論》作為“大批判”的靶子。一九六四年六月，毛澤東在關於《人民日報》的談話中，支援了對‘有鬼無害論’的批判。毛澤東說：

“一九六一年，《人民日報》宣傳了‘有鬼無害論’，事後一直沒有對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