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所謂“鬼戲”，要作具體分析。那些宣傳迷信的鬼戲，當然應當反對。但是，像《李慧娘》中寫李慧娘死後化成鬼，仍要矢志報仇，這鬼實際上是人的化身，是李慧孃的光彩照人的形象的昇華和繼續。江青打“鬼”，實際上是藉此打人！

江青當時畢竟尚是“小人物”，人微言輕，中宣部、文化部可以置之不理。可是，康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他的話有份量，中宣部、文化部不能不執行。

於是，一九六三年三月十六日，以中共文化部黨組的名義，寫了《關於停演“鬼戲”的請示報告》，上報“中共中央宣傳部並報中共中央”。請示報告指出：

“近幾年來，‘鬼戲’演出漸漸增加，有些在解放後經過改革去掉了鬼魂形象的劇目（如《遊西湖》等），又恢復了原來的面貌；甚至有嚴重思想毒素和舞臺形象恐怖的‘鬼戲’，如《黃氏女遊陰》等；也重新搬上舞臺。更為嚴重的是新編的劇本（如《李慧娘》）亦大肆渲染鬼魂，而評論界又大加讚美，並且提出‘有鬼無害論’，來為演出‘鬼戲’辯護。對於戲曲工作者中這種嚴重狀況我們沒有及時地加以注意……”①

①國防大學黨史教研室編，《中共黨史教學參考資料》第二十四冊。

江青看了這份報告，說道：“點了‘有鬼無害論’，為什麼不點出文章作者‘繁星’？不點‘繁星’的真名實姓廖沫沙？”

江青覺得不解氣，認為文化部黨組的報告不過是“官樣文章”，她要“衝破封鎖”。她在柯慶施的支援下，終於“爭取到批評的權利”，組織俞銘璜寫出“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評文章。

俞銘璜的文章在《文匯報》發表後，北京的《文藝報》於五月號予以轉載。在此之前，《文匯報》四月號發表了趙尋的《演“鬼戲”沒有害處嗎？》一文。此後，在八月，《光明日報》開展了《關於上演鬼戲有害還是無害的討論》。

唐振常在一九六二年，曾以筆名“唐致”在《解放日報》發表《談鬼戲》一文，此時也遭到“麻煩”。

給《紅燈記》打上“江記”戳號

一九六三年二月二十二日，正在上海組織“第一篇真正有份量”的批判文章的“女客人”，待大幕拉開之後，忽地翩然光臨上海紅都劇場。

她只是來看戲的，不想驚動劇團。那是上海愛華滬劇團在演出滬劇《紅燈記》。她藉口身體不好，沒有接見演員，但在中場休息時說了一句：“這個戲很不錯。”

江青很早就注意這個戲。那是一九五八年，哈爾濱京劇院新編了一出現代題材京劇《革命自有後來人》。江青看了滬劇《紅燈記》，覺得比《革命自有後來人》好。

這時的江青，要一手抓“批判”，一手抓“創作”，用她的話來說，叫做“大破大立”。她要“立”的第一個戲，便是《紅燈記》。

不過，江青最初還不能最直接給劇團下達任務，不能不借助於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兼文化部副部長林默涵。

林默涵曾如此回憶：

在上海休養的江青看了上海愛華滬劇團演出的《紅燈記》，她向我推薦這個本子，建議改編成京劇。我看了覺得不錯，便交給了阿甲。阿甲同志是精通京劇藝術的，他不僅寫過劇本，擅長導演，而且自己的表演也很精彩。在他和翁偶虹同志的合作下，劇本很快改編成了，即由阿甲執導排演。全戲排完後，請總理看，總理加以肯定。後來，江青也看了。在《紅燈記》的修改過程中，江青橫加干預，給阿甲等同志造成了很大困難。一天晚上，江青忽然跑到總理那裡發脾氣，說京劇院不尊重她，不聽她的意見，糾纏到快天亮。總理無奈，只好對她說：“你先回去休息，我叫林默涵抓，如果他抓不好，我親自抓！”第二天，總理的秘書許明同志（在文革期間，她被“四人幫”迫害死了）打電話告訴我這些情況，她說：“總理說要你抓，你若抓不好，他親自抓。”我說：“這樣的事情怎麼好麻煩總理呢？我一定努力抓，請總理放心！”

為了提高《紅燈記》的演出水平，我建議《紅燈記》劇組的同志到上海學習、觀摩愛華滬劇團的演出（引者注：這是在一九六四年八月），由我帶領。還有哈爾濱《革命自有後來人》劇組的同志也一塊去。愛華滬劇團為我們演出了兩次。為了答謝上海愛華滬劇團的同志，我們邀請了滬劇團的導演和幾位主要演員來京觀看京劇《紅燈記》的演出（引者注；這是在一九六四年十一月）。那天在人民大會堂小禮堂給毛主席及其他領導同志演出，主席同愛華滬劇團的同志們親切握手，他們非常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