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正在輕聲地問坐在旁邊的人：“誰啊？誰啊？”

突然，一隻冰冷的手，使勁拎起夏其言的衣領，連搡帶推，把他押上臺示眾。

夏其言彷彿還在夢中。他想不到，自己是一個幾十年黨齡的老黨員，怎麼忽然會成為“隱藏得很深、最兇惡、最狡猾的階級敵人”？！

工宣隊頭頭宣佈夏其言的罪名——“用畜牲般的語言惡毒攻擊和誹謗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

除了這一可怕的罪名之外，沒有任何具體說明。

緊接著便宣佈：對夏其言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這時，那個陌生的軍人站了起來，押著夏其言往外走。一輛汽車早已在門外“恭候”。

當汽車在海濱公路上急馳的時候，“五？七”幹校刷出了大字標語，每一個字比鬥還大：“堅決擁護工宣隊團部對現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隔離審查的革命措施！”“打倒現行反革命分子夏其言！”

頓時，在這所幹校勞動的、屬於出版系統的夏其言的妻子，成了人們注視的中心。

在汽車上，那軍人緊緊地坐在夏其言身邊，用冷冷的目光監視著。

望著那軍人的臉，夏其言記起來了：一個多月前，坐著烏亮的小轎車，從上海專程來幹校找他的，正是此人！

來者不善，善者不來。此人反覆盤問夏其言：一九五六年外調，是怎麼回事？外調人員是哪兒來的？問了些什麼問題，你怎麼答覆的？

夏其言經過回憶，作了如實的答覆：

那次外調，是透過上海市委組織部，按正式的組織手續，憑組織介紹信來的，找他了解唐納的情況。他作為一個共產黨員，當然應當向按照組織手續前來外調的人員如實反映情況——來者是公安部門幹部。

外調者詳細詢問了唐納的經歷、社會關係、家庭出身等，夏其言一一作了回答。

外調者特別問及：“唐納結了幾次婚？”

“據我所知，唐納結婚三次。”夏其言答道：“他第一次結婚在上海，妻子是電影演員藍蘋，證婚人是沈鈞儒……”

根據外調者的要求，夏其言在一九五六年給公安部門寫了一份關於唐納情況的書面材料……

這時，那個軍人從包裡拿出一份材料，叫夏其言辨認：“這是不是你寫的？”

一看自己的筆跡，夏其言當即點頭道：“是我寫的。”

軍人坐著小轎車揚長而去。

夏其言並沒有把那位不速之客的光臨，當作一回事，以為是又一次來外調唐納而已。

汽車渡過黃浦江之後，在寬闊的滬閡公路上疾奔。眼看上海市區就要到了，汽車卻突然向左拐彎，駛入漕河徑鎮附近的“上海市少年犯管教所”。那是上海“文革”中關押“走資派”、“反動學術權威”、“現行反革命”的所在，“所員”包括陳丕顯、曹獲秋、趙丹、白楊、賀綠汀、聞捷……

夏其言“享受”著單獨囚禁的“待遇”。不言而喻，他屬於要犯。

他的名字被取消了，代之以囚號“三二一”。

經過審訊，他才終於明白：他在一九五六年的外調材料中提及唐納的第一個妻子是藍蘋，成了“向公安局一小撮反革命分子提供整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大惑不解：唐納跟藍蘋結婚，即所謂“六和塔下三對”中的一對，是上海當時各報都登的新聞，“老上海”都知道的事情，怎麼成了“整無產階級司令部領導同志的黑材料”？！

夏其言的辯解，遭到惡狠狠的訓斥：“你現在還在炮打，膽於不小哇！”

“文化大革命”，向來被標榜為“史無前例”。正因為“史無前例”，富有“創造性”，按照夏其言的“罪行”，定下一個查遍世界各國法律都沒有的“罪名”，曰：“擴散罪”！

為了這亙古未有的“擴散罪”，夏其言被關押於監獄達十七個月，直至一九七二年四月，才被釋放，押到幹校勞動。黨支部向他宣佈：“留黨察看兩年，工資降五級！”

一九七三年七月，經過張春橋親筆批閱，經過上海市委常委討論決定，“鑑於夏其言錯誤嚴重，應予清除出黨”！

就這樣，一生清白的老黨員夏其言，僅僅說了唐納的妻子是藍蘋，被“清除出黨”！

其實，真正的潛臺詞，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夏其言是藍蘋醜史的目擊者、知情人，借“擴散罪”之名，囚於囹圄，去除黨籍，為的是封口！

夏其言“命”大。一九七六年九月中旬